要说到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应该都是秦朝末年的大泽乡起义吧，后来历朝历代几乎都会发生农民起义的事件，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居多，但也是农民们为争取自己的生活的一种抗争方式了。不过既然大泽乡起义是第一次，那么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是没有发生过农民起义的事件的，秦朝之前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纷争不断，为何还没有爆发过农民起义呢?当时的农民们又是如何生存的呢?
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发生在大泽乡。确切来说这应该算是兵变，但教科书说是农民起义就算是吧。起义的主体是九百名由驻地调往边疆换防的士兵，陈胜、吴广是屯长，属于基层干部。按秦朝的法律，未按时换防是要杀头的。由于暴雨导致道路阻断，部队被迫在大泽乡驻扎，不太可能按时到达了。陈胜、吴广借机煽动士兵，杀掉了带队的三个领导，发动起义，并最终导致秦朝灭亡。
我们来看下陈胜、吴广煽动士兵的理由。“按照法律，延期要被杀，就算有幸不被杀，镇守边疆的死亡率起码百分之六七十，不如反了吧。”并且喊出了颇具煽动性的口号“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威逼加利诱下，士兵已丧失自我判断，于是就起义了。
在这里想吐槽下秦朝的法律。既然法律规定是必死的，怎么会存在有幸不被杀的可能呢?在被煽动前，士兵也不认为延期必死，可见潜规则是一直存在的。以难以履行的严苛法律让人战战兢兢，又留下解释和操作空间便于掌控。看来秦朝的依法治国也不过如此，百姓怕的不是法律，而是掌控法律的官员。
士兵是被鼓动的，那陈胜、吴广呢?他们作为基层干部接这个任务本来是有奖赏的，结果延期了。赏是肯定没有了，还要面临问责，废力不讨好。于是本该镇抚士兵的他们做了煽动者。他们去占卜，然后装神弄鬼蛊惑士兵，又借扶苏、项燕之名起事，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而随后响应起义的，也多是原六国境内，被苛刻的任务和问责所苦的基层干部，如身为亭长的刘邦。而真正的百姓，在一统天下的秦朝难道会比征战不断的战国还苦吗?如果没人煽动，他们会是永远的顺民，他们的期望值很低，活着就行。不安分的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为什么会在秦末爆发呢?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在各国间如鱼得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要煽动的是君主。乐毅在赵国做官，看燕国待遇好，就去帮燕王差点灭掉齐国，后来被猜忌了，又回到赵国，显赫一时。而帮齐国复国的田单由于不被信任也去了赵国，照样显贵。苏秦更是配六国相印，辗转腾挪，混的风生水起。他们哪有心思煽动百姓，风险大，与投资回报率不成正比。到了秦朝，他们已没有选择的权力，贵族富户都被迁往咸阳。财富都去了秦地，六国的中产并不好过，还不时被秦人欺辱，与当年的风光不可同日而语。最终导致他们转而煽动百姓，意图改变现状。于是在大一统的秦朝，大范围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在春秋战国之前，除了国人暴动之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国人暴动，实际上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因为当时所谓的“国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平民，也不是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古代农民，而是居住在城邑之中的贵族。国人暴动与其说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周厉王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当时的贵族们，他们联合发动叛乱，驱逐了周厉王。
而我们所说的后来的农民起义，其实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宋明的农民起义也不一样。秦汉时期的农民起义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农民，而是一些破落小地主或者庄园主、贵族以及游侠之类的人为骨干，率领他们自己的奴客发动的起义。比如刘邦，在陈胜起义之前，就已经因为送夫役到咸阳，失期当死，就落草为寇，在芒砀山成为所谓的“群盗”，其实也就是脱离了秦朝政府管理的盗贼。
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况与刘邦相似，他们所押送的同样是夫役，但这些夫役并不是完全的自耕农，大多数是庄园经济下的奴客。而且，他们之所以起义，同样不是因为像后来的破产农民那样，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和刘邦一样，在去服劳役的路上遇到持续下雨，无法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服役地点，同样要被处死，为了活命才被迫起义的。这和后来的农民起义也不是一个概念。
黄巾起义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参与黄巾起义的并不都完全是破产的自耕农，大量的实际上是信了张角兄弟创立的太平道的庄园农奴主，他们率领各自的庄园农奴以及依附于他们以逃避国家赋役的奴客，参加了张角兄弟发动的起义。而这些庄园农奴主本身都是各地的豪强大户，他们也并不是真的因为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了，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张角兄弟的信众，想脱离朝廷的管理体系。
所以，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大乱，战争连绵，死亡枕藉，道路相望，但却没有发生多少真正的农民起义，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坞壁，也就是地主土围子，或者是在所谓的流民帅的率领下，向南方迁徙和逃亡，仍然是以血缘宗族为基本的联系纽带的。当时衣冠南渡的大量北方名门士族，都是携家带口，几百几千人一起逃亡到江南一带，寻找地方落脚的。
东晋时期的孙恩卢循起义同样是，一方面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影响，另一方面，真正激发起义的事件也是因为主持朝政的司马元显要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充当兵役，才激起了江东地区已经免奴为客的农民的不满，在五斗米道领袖孙恩的率领下起义。而在起义中充当主体的所谓免奴为客者，也就是指刚摆脱了庄园奴隶地位，通过租佃地主土地等方式获得相对独立性的“奴客”，仍然不是后来说的农民。
而我们现在习惯上说的农民起义，其实主要是指自耕农，尤其是在朝廷政策失当，赋税比较重，加上天灾人祸，大量的自耕农陷入破产境地，成为流民，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团聚起来，发动的起义。这就是说，在社会生产方式上，大量自耕农的存在，是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前提。没有自耕农，就不会有大量破产农民变成流民，也就无所谓农民起义了。比如唐朝的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就都是这种破产的自耕农为主体的流民。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庄园农奴制其实是集体经济，农奴们只是在庄园地主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劳动，生息繁衍，他们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庄园地主负责的，不用他们自己独立承担。而这种庄园农奴经济的好处就是，内部实际上是高度计划经济的，生活必需品统一配给，剩余都归属于农奴主。所以，这种几百几千人的庄园农奴经济体实际上抗风险能力是比较强的，远远高于后来单家独户的自耕农。
但从普遍的庄园经济向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转变，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差不多相当于从战国时期一直到隋唐时期才最后完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自耕农数量还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到东汉时期，当时的自耕农农民为了逃避国家赋役，还主动依附于庄园主，成为所谓的奴客，也就是出现了倒退。而这个过程的完成，恰恰是因为南北朝时期的大动荡、大混乱，原来的经济组织体系才彻底衰败了，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
所以，在小农经济还非常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国家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但农村基层的组织体系相对来说却是比较稳定的，是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流民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后来那种性质的农民起义。
这当然不是说，庄园经济就比小农经济更好。庄园奴隶的人身权利是没什么保障的，庄园主杀死农奴不用承担责任，一直到刘秀当皇帝，才强制要求杀死农奴也要负责。从庄园农奴制到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至少自耕农在人身权利上是独立和完整的。这里想说的只是，小农经济天然就是比较脆弱的经济模式，抗风险能力非常低。而且，家庭规模越小，抗风险能力也越低。因此，农民必须要组织起来，才有出路。
这也就是为什么宋朝的时候，宋儒一直在讨论重建乡村秩序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时候农村已经变成了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而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又比较低，因此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组织体系，至少是能够建立一个相互帮助的体系。宋儒最后给出的方案，也就是提倡各种乡约民规，鼓励乡贤主导乡村秩序，形成村落为单位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