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则天当了女皇之后就马上将都城从长安迁都到了洛阳,而且还给洛阳起了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神都洛阳”。武则天这一做法在历史上可谓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武则天这是建立新朝要有新气象,所以才迁都。但事实上这纯粹就是无稽之谈。从古至今,即便是改朝换代也是很少迁都的。迁都是一件大事,若是搞不好的还,会容易导致国家灭亡的,武则天肯定不会为了这个形而上的理由去迁都的。
相比于改朝换代要迁都的说法,很多历史学家却给出了更荒唐的理由,说武则天是为了避“鬼”!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认为,武则天在长安干了很多坏事,比如害死王皇后和萧淑妃,因此,在长安未央宫里面,武则天总是心神不宁,“数见王、萧为祟,披发沥血的死状,后徒居蓬莱宫,复见之”,这谁能顶得住,让鬼天天吓唬还能好?所以武则天“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司马光也不是平白无故把这个事写道《资治通鉴》中的,应该是根据宋代历史主流学术的研究成果,根据《旧唐书》的记载而来。
但是要说真实也不见得,从武则天到司马光,虽然我们都说是唐宋,但是唐宋之间差的可是一个五代,连续五次改朝换代,《旧唐书》成书于五代后晋时期,虽然距离唐朝灭亡不久,但是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几乎就已经处于藩镇林立的局面之中了。
到宋代的时候,司马光也只不过是援引《旧唐书》中的说法,并不见得有多少实锤性的史料。
武则天的确很迷信,但并不是说被吓大的,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识过,还会在乎所谓的“恶鬼”?如果真的心神不宁,其实可以在长安重新修建宫殿,又何必把都城搬到洛阳去。
除此之外,还有从宗教方面解释的,武则天推崇佛教,长安是儒家思想中心,洛阳是佛教思想中心,她希望以此来为自己篡位正名。
以上种种说法,我认为都是站不住脚。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政权的女皇帝,你要非说她是一个草包,那你得多草包!
早在唐高宗时期,公元657年,武则天作为皇后就请求李治到洛阳“东幸”,李治到了洛阳后一看,感觉还不错,就将洛阳设置为东都,以前是陪都,现在是东都,洛阳的地位与长安的地位是遥相呼应的。
从公元657年开始,到公元682年,李治与武则天曾经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一共去了洛阳七次,返回长安六次,之所以是这个数字,是因为李治最后一次去洛阳没回来,公元682年,李治与武则天最后一次到达洛阳,于次年驾崩于洛阳紫薇宫。
李治频繁去洛阳最大的原因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并不足以维持大量的人口,为了减轻关中的粮食压力,不得不到洛阳去办公。
唐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央政权官僚班子都要宏大。
这些京官的背后,必然需要足够的粮食,另一方面,长安的繁华也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人口的聚集,据相关资料显示,唐朝巅峰时期,长安人口高达百万,堪称世界性的大都市。
但是关中地区的粮食供给根本不足以弥补人口增加带来的粮食缺口,不得不依靠其他地区调粮来解决这个问题。
即使如此,一旦关中地区遇到了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也会发生饥荒的现象,原因是,长安地理位置过于偏西,当时的经济主产区,除了关中之外,就是中原地区,但是想要把粮食调入长安,成本很高。
这么说吧!古代运粮如果不依靠水路,成本高得吓人。
隋朝时期,隋炀帝曾修建京杭大运河,各地的粮食可以通过水路运到洛阳,这就是洛阳作为都城的底气。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治和武则天并不是去洛阳游玩的,而是有着背后的经济意义。唐朝开国的前一百多年,有五十多年皇帝是在洛阳办公,原因就在这里。从这一点来说,武则天最后将武周朝定都在洛阳,也并非不好理解,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关中缺粮只是武则天迁都的表现,真正的内核原因,实则是天下形势的变化。
长安建都历史长达1200年,而洛阳建都1500年,都是历史悠久的都城,但是中国进入大一统王朝的前半段,关中的地位更突显,战国时期的秦国,楚汉之争的刘邦,都是以关中为根据地夺取天下的。
按照当时的地缘情况来看,以“关中+巴蜀”可以完全压制中原,不是说关中地区的体量完爆中原,而是爆发战争的时候关中往往自成一体,中原地区却很难统一,大多数是一盘散沙,难以对关中地区形成钳制,比如战国七雄混战,关东六国加一起绝对吊打秦国,但是只有少数次数能够打过函谷关,而过了函谷关后,六国就不愿向前了,打起自己的小算盘。
但是关中作为压制中原的地理优势,在经历魏晋南北朝后,发生了改变,关中之外,除了中原地区,还有其他区域都得到了开发,一方面是东吴和东晋在江南的开发,另一方面是游牧民族南下,北方也得到开发。
这样的情况下,关中就镇不住整个中国,而洛阳却成了香饽饽,比如北魏孝文帝力排众议要将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后来隋朝也是定都在洛阳。
只有更大的经济腹地,才能撑起唐朝的政治高度,武则天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在眼光和见识上,是很多男人都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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