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时期，因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掌握了天下人的杀生大权，所以在皇帝手下办事风险是非常大的。可能只要稍微惹得皇帝有一点不开心就小命难保，所以要想保住命首先一点就是和皇帝打好关系，而这层关系不是看你能力有多强，而是看你会不会说话。很多皇帝宠信的人都是那种能言会道的。所以有些马屁精可能并不是天生，他只是为了自保才被逼成这样，必须要会说些奉承的话。例如在战国时期，各国谋士的嘴上功夫必须得好，不然也不可能游走于两国之间，还都能得到信任。
战国继春秋之后，即东周后半期加上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后的三十四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年)统一中国为止。
有关战国时代的起始年份，学术界犹有不同看法：有人以《史记·六国年表》始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 年)，故以此年为战国之始;有人则根据《资治通鉴》所载，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封建秩序被破坏作为战国时代的开始。
当时列国战争的形式，已由春秋时代盛行的车战，转而以步兵、骑兵为主的战术，故战争的空间大为扩展，时间因而延长，兵员也为之增多;攻城略地、杀敌灭国是其目的，战争的惨烈远超过春秋的争霸战。
战国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凶残战祸摧毁了旧物，知识分子在无可奈何、任人宰割的情况下，唯有挺身而出，勇敢地面对现实，否则就只有沉沦。于是诸子争鸣，以悲剧英雄自居，为生民立命，遂造成了战国学术的蓬勃。
另有一帮好汉，却在现实的功利漩涡中打转，鼓起舌剑唇枪，或者讨生活、成人之恶、觅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或者讨公道、成人之美、倡和平弭战祸、为人排难解纷。这帮策士长于度察天下大事，而出之以引人入胜的妙喻，动人心脾的危辞，审辨直捷、利害明晰地耸动人主，改变世局。
这种勇往直前的个人主义，正是专制集权的反响;虽则大多以悲剧收场，却有过灿烂。有心人辗转摩绘那朵朵奇葩，日积月累，终至结集，如演义、如传奇。这种策士辩词的辑本，就是《战国策》。
《战国策》自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初为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而成，钞本多种，名称纷歧。西汉时犹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异称，内容编排亦多所出入，又或兼及楚汉之争。
到了西汉末叶，刘向奉命校录群书，见其错乱相杂，乃按照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十二国顺序，删去重复者，编订为三十三卷，共四百八十六章，始正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本身不是正史，却是研究战国时代的重要史料，其记事上起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 年)，下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太史公作《史记》，多采其说;但与今本《战国策》不尽相同，因为司马迁写《史记》是在刘向辑录之前。我们不能根据《史记》来修改《战国策》，《战国策》自是《战国策》;司马迁所运用的战国史料，也不是第一手的，秦始皇早就把列国史书烧掉了。
《战国策》的可爱，在于机智的言谈，它的结集，本就为了揣摩辩说;而几经润泽的优美文辞，更是两千年来散文家习作的范本。这一改写本，固然以趣味为主，也希望是今天可读性极高的文学作品。
现今的国际情势，可以称作战国时代吗?像鲁?像周?谁秦?谁楚?我常常这么想。那曾一度红得发紫，主导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美籍犹太人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 )，是苏秦，抑或张仪?把《战国策》人物一分析，没有一个近似。
原来现在仍是“春秋”时代，虽追逐个人权势，见利而忘义，国籍仍分明，人人犹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讲话，犹为自己的民族设想。
战国时代固然功利主义盛行，而正人君子亦比比皆是。
本来，古今中外时时有黑暗，地地皆污浊，都靠着一些“明矾”的投注，多多少少澄清了混乱;都靠着一些“木铎”的呼吁，陆陆续续扭正了邪说。
而战国时代，以杀戮为能事，罔顾民命，自是神州一大浩劫，亦幸赖志士仁人的奋斗，使民族文化更形蓬勃发展。诸如儒、墨、道、名、法诸家，皆一本悲天悯人的心怀力挽狂澜;他们的思想虽被纵横策士弃如敝屣，却振作支撑了广泛的社会民心，使人们在无辜的杀戮中犹得光明与温暖。
别忘了，《战国策》是纵横家集体创作的辑本;别忘了，身系民族命脉、阐扬民族文化的圣哲，都被有意地垫了底，或者草草上场，或者只字不提。
本来“道”就不同，所以孔门弟子只出现曾参而被讹传杀人，所以庄周至人而无一语，所以屈原忠国而不见迹，所以孟子善辩而仅载一词，所以荀子一出而见黜，所以韩非说难而被诛，唯独墨子非攻却见效。
读《战国策》，可别忘了，战国时代除了和纵横家较投合的阴阳与名家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中流砥柱哪!
注：《战国策》所指称的东周与西周，是战国时代两个名义上称“周”，实际上却连小国也不如的政权。周赧王时，东、西周分治，东周国建都于巩(今河南巩义市西南)，西周国建都于王城(今河南洛阳市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