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曹丕唯一超越曹操的地方，恐怕就是曹丕当上了魏国皇帝，终结了汉朝百年的统治。其实曹操在世时肯定也有称帝的想法，但一路上的阻碍太多，最终都没能如愿，其中士族力量逐渐壮大，使得曹操难以坐上皇帝的宝座。那曹丕继位后，什么他就能获取士族的信任，从而顺利登基呢?这是很多人感到好奇的一点。那曹丕到底是如何计划的?下面就一起来了解看看吧。
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曹丕一担任魏王就迫不及待的逼迫汉献帝禅让，自己做皇帝。
其实，曹丕最初并没有想这么早就当皇帝的。
曹操和曹丕父子篡汉自立之路，是经过了一个“急篡——缓篡——急篡”的过程的。
曹操那句“若天命在我，吾为周文王”普遍被视作曹操并不准备篡汉自立的证据，但是，事实上曹操最开始是准备在他这一代就篡汉自立的。
只要我们稍微梳理一下公元212年到公元216年曹操做了什么，就能看出曹操在217年之前确实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篡汉”工作。
公元212年：春，正月，曹操还邺。诏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
公元213年：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锡。十一月，魏国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等官职。
公元214年：三月，献帝颁发诏书，确认魏公曹操地位在诸侯王之上。
公元216年：五月，进封魏公曹操为王，礼仪与仪仗与天子相同。
可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曹操很可能在217年就让汉献帝禅让了。
但是217年爆发席卷整个中原的大瘟疫改变了曹操的想法，这场瘟疫不但造成大量民众伤亡，曹操集团里主张曹操“称帝”的那部分士大夫也病死了不少，比如“建安七子”一下子就病死了5个。
这一下子把曹操吓住了，要知道东汉时期是谶纬学说最流行的时期，换言之，就是东汉时期士大夫都相同迷信。
曹操把这场瘟疫视作是上天对他企图篡汉自立的警告，不然怎么会那么多拥戴他称帝的士大夫病死?
之后218年、219年曹操在事业上应该说也处于低潮期，尤其是与刘备争汉中失利，夏侯渊被杀，这更加让曹操坚信自己目前还没有得到“天命”。
所以曹操才会在219年说“若天命在我，吾为周文王”。
但是，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曹操说他要当周文王，并不是说支持曹丕继位后马上称帝，因为历史上周武王也是在伐纣之后，一统天下后才称天子，并不是说周武王在周文王死后就称帝的。
因此，在曹操的设想中，曹丕应该先消灭刘备和孙权统一天下，这样曹丕自然而然就获得了“天命”，然后再篡汉称帝。
然而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219年发生在邺城的一起针对曹操以及曹氏宗族的叛乱改变了曹丕的想法。
这就是发生在219年9月的魏讽谋反事件。
为什么魏讽谋反给曹丕这么大的刺激呢?
这叫要从东汉盛行的“二元君主观”说起了。
所谓“二元君主观”指的是东汉士大夫对征辟自己做官的领导态度，对待这样领导犹如对待君主一样;比如东汉太守、刺史、三公和将军有开府自置僚佐的权力，一般来说只要不是中央直接任命的州郡县长官、三公九卿校尉等官职，士大夫能在地方州郡中央公府任职某掾、某掾属、功曹、长史、司马之类的官职都源自地方长官和中央公府长官的征辟，算是这些长官的属吏。
甚至发展到这些被征辟的士大夫要为征辟自己的长官服丧三年的地步。
东汉末年刘表派韩嵩代表自己去许昌朝见汉献帝，韩嵩居然说“圣达节，次守节。嵩，守节者也。夫事君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以嵩观之，曹公至明，必济天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国实受其祐，使嵩可也;设计未定，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唯将军重思，无负嵩。”
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
韩嵩是告诉刘表，他这次代表刘表朝见天子，他既侍奉刘表为主君，主从之间的关系明确，将以死守节;现在奉命前往朝廷仕宦献身，是因为刘表的命令，他即使赴汤蹈火，也是万死不辞。但是他也说的很清楚，如果汉献帝给授予他韩嵩官职，那他就是天子的臣子，就不在是刘表的臣子，他就要对天子尽忠了，刘表就只是他韩嵩老上级而已了。
之所以引用韩嵩的话，是因为韩嵩这番话很形象的诠释了什么是“二元君主观”：没有天子任命，那士大夫就把征辟他的长官视作君主，向他效忠;而一旦接受天子任命，那么只把长官视作老上级，此时士大夫与长官不再有效忠关系。
之所以魏讽谋反对曹丕刺激这么大，就是因为魏讽严重违反了东汉士大夫群体这种潜规则。
魏讽其实不是汉官，他是魏官。
前面说了，从公元213年开始，汉献帝允许曹操建立独立于汉朝之外的魏国，并且可以设立丞相、尚书等职务，这就是把魏国视作汉朝的属国或者说盟国。
按照当时“二元君主观”，魏讽如果不满曹操“欺凌汉室”，那么他完全可以不做魏国的官;但是魏讽并没有拒绝魏国丞相钟繇的征辟，做了魏相属吏。
按照东汉惯例，严格来说魏讽和汉朝其实没什么关系了，毕竟他首先效忠魏国丞相钟繇，其次是魏王曹操，最后才是汉献帝;事实上东汉士大夫把提拔自己的长官看得比皇帝还重并不奇怪，比如贾诩，他对汉献帝和汉朝皇室真是毫无忠诚度可言。
公正来说，曹操以及曹氏集团和士大夫们的关系其实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东汉以来各种“潜规则”之上的，用大白话说，就是大家都讲规矩。
公元218年太医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动了针对曹操的武装叛乱，但是请注意，史料专门记载了吉本是“汉太医令”，也就是说这是一起汉臣针对曹操的叛乱，站在曹操和曹丕立场，他们并不觉得汉臣谋反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他们的应对措施也很直接，就是不断削弱汉朝中央朝廷的权利，并且不断在汉庭安插亲曹操势力。
也就是说曹氏父子认为“汉臣反对曹操”，这个是在规则允许范围内。
但是魏讽以“魏臣”的身份反对曹操以及曹氏，这就属于打破了曹氏与士大夫之间不能言说的默契以及潜规则。
曹操之所以计划等到曹丕“统一天下”再让汉献帝禅让，依仗的就是士大夫之间这层潜规则，但是魏讽以“魏臣”身份谋反等于是士大夫主动打破这潜规则，那么这一下对于曹丕以及曹氏宗族来说，篡汉自立已经从功成名就(统一天下)后的奖赏变成保护自己与家族身家性命的必要保障。
因此，曹丕才会在当上魏王后迫不及待的与以陈群为代表的士大夫们谈判、妥协，取得了士大夫们的默许后曹丕这才篡汉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