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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赋税制度是怎样的

时间:2019-10-22 16:20:46 来源:本站整理 来源:本站整理

作为一个喜欢历史的人,除了看那些文治武功、内政外交之外,其实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老百姓好不好了。除了天下大乱时期,人民的生活更多是取决于什么呢?那么无疑就是这个朝代的赋税制度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唐朝时期的赋税制度,看看唐朝时期的农民一年要缴纳多少税。

租庸调制:富人可以很富,但穷人不能太穷

中学历史课上,我们学过,唐朝的田赋制度,叫“租庸调”。

何为租?

假设你性别男,出生在初唐,那么,当你18岁成年时,国家会分给你100亩田地。

这100亩田地中,有20亩叫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相当于你家的私产了;另外80亩,叫口分田,六十岁后,要还给国家,相当于租给你种,但你要交税。

交多少税呢?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大约是200斤谷子。

这个税负,可以说是非常轻了。收入缴纳比例,是四十税一,也就是说,收成40斤,交1斤税。汉代是三十税一,相比已经减轻不少。

这种国家配给农民的田地,就叫“租”。

各位可以在心里默算下,如果你有100亩地是什么概念?嗯,妥妥的小地主。

虽然80亩要还给国家,但20亩永业田,三代下来,你家也有60亩私产了。

但注意,你家的永业田,是不能随意买卖的。除非是遇到特殊情况:民户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可听卖永业田。

这看似不自由,其实是个好事。不能私卖土地,一来可以防止土地兼并,二来,可以防止那些“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败家子败光家产。

为何在初唐时期,有这么多田地分给人民呢?

这其实是延续了北魏的“均田制”。北魏时期,北方战乱连连,人民流离失所,导致田地大量荒芜,国家税赋也随之减少,入不敷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北魏政府控制的田地,分给农民,农民向国家缴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兵役和徭役。

唐朝开国时,情况类似。

经过隋末战乱,到李唐统一全国时,民生凋敝,人口不足300万户,比隋朝巅峰时期的900万户,减少了三分之二。

人口急剧减少,田地大量荒芜,所以唐朝延续了“均田制”,将土地分给人民,轻徭薄赋,使得生产快速恢复,国力迅速得到了提升。

何为庸?

庸,就是徭役,是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劳役。

一个国家,总会有很多公共工程,大到修长城这种国防设施,小到修路修渠,当然,还有皇家宫殿、官衙等。

那时候没有专职的工人,就得靠人民服役。这在历朝历代都一样。

那么,如果你是唐朝的一个农民,你一年要服役多少天呢?不多,二十天,如果碰到闰月的年份,则加两天。相比汉朝的三十天,大大减轻了你的负担。

如果国家这一年工程比较少,不需要你服役呢?那你需要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交足二十天即可。这在历史上有个名词,叫“输庸代役”。

相反,如果今年政府工程很多,二十天义务劳役外,还需要你多服役呢?放心,不会让你吃亏,加役二十五天,那你们家的“调”(布匹)就不用交了;加役三十天,那你家的地租和布匹都免了。

政府规定,每年的额外劳役,不得超过三十天。

何为调?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描述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常用一句话形容:男耕女织,桑麻满圃。

家里的男人下地耕种,女人则在家养蚕织布。

男人种田交地租,那么,咱们女同胞是不是也要为国家做点贡献呢?

要的,那就是把布绢贡献点给国家。

每个家庭,要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这就叫“调”。

汉唐赋税制度比较

介绍了租庸调,我们简单将汉代和唐代的赋税制度比较一下。

在汉代文景之治时,也是轻徭薄赋的典型,汉文帝甚至创造了个历史:前167年,他曾颁布“除田之租税”的诏令,免除全国地租。

但汉朝田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如此一来,到后期时,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勋贵豪绅庄园万亩,贫民却为立锥之地,只能租地主的地耕种。地主收佃农的租,高达十分之五,但却只用向国家缴纳三十分之一。

如此一来,富了地主,苦了贫农。

除了田地外,盐铁等生意,由民间商人自营。

但到了汉武帝,国家频繁对外征战,军费激增,国库入不敷出。怎么办?汉武帝想到了一个办法:让商人捐钱。

到了自己包里的钱,再拿出来比较难,商人捐钱不积极。

这下汉武帝不干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河海都是朕的,我允许你们煮海为盐,开山炼铁,现在国家有需要,你却不想做贡献?

那好吧,以后自然资源都收归国有,私有企业都关了,将盐铁改为国营,收入归国库。

这种“盐铁政策”,为民有经济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不让民间太富。

但另一面,因为土地大量兼并,底层人民却很穷。

相比之下,唐朝的租庸调制,使人民“耕者有其田”。有丁就有田,有丁有田就有家,老婆孩子热炕头,挺好。

而商业上,唐初并不限制,商人比较自由,而且不用交税。当然了,代价就是地位很低,士农工商,排在最后。

这样一来,唐朝富人可以很富,但穷人不会让你太穷。

不过我要强调一句:这种人民的理想生活,只局限于初唐。

为啥?往下看。

租庸调的瓦解

任何好的制度,随着社会发展,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租庸调也不例外。

首先,土地不够分了

唐初土地分配政策,有一个巨大的Bug。

在初期时,因为人口少,土地多,政府有足够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可是,随着国家一统,休养生息,人口会越来越多,而且成为私有的永业田也代代累积,如此一来,可分配的地少了。

贞观年间,唐朝人口还只有300万户左右,到了武则天神龙元年,涨了一倍,达到了615万户。发展到玄宗天宝年间,人口达到巅峰,达到了900多万户。

人口涨了三倍,土地却只能那么多,如此一来,新增人口就不能保证分到100亩地。

但不合理的是,租庸调是按定额收取的。

也就是说,虽然你家的地变少了,但摊派到你头上的税,并没有变少。

这谁受得了。

发展到矛盾最激烈的时候,一些底层贫民只能逃亡,以避免税负。

其次,不用交税的特权人群开始兼并土地

每个朝代,都存在着一些“不用交税”的特权人群。

唐朝人分为两种,“课户”和“免课户”。

课户就是普通老百姓,很抱歉,你种国家地,就得当差纳粮。

免课户呢,嗯,拥有大片土地。比如,你是有爵位的贵族,或者五品以上官员,可以分到五顷到一百顷的永业田;你是有军功的军人,根据级别,可以分到六十亩至三十顷的永业田。关键是,你不用交税。

除了贵族、官员不用交税,还有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寺院僧尼也不用交税。

如此一来,产生两个问题:

一些课户想方设法取得功名,有了一官半职,或者干脆出家,就成了免课户;

另外,虽然土地不能随意买卖,但一些底层老百姓实在混不下去了,迫于无奈,于是私自将田产转让给免课户,政府也很难管得过来。

于是,土地兼并,这一历史性太难题,还是在唐朝出现了。

最后,租庸调的大难题:账籍统计

租庸调之所以能顺利实施,靠的是严密的账籍。

该收你家多少租,多少调,依据是户籍;户籍之外,还有一本“账”,统计的是壮丁男子,按这个账本记录,来派“庸”,也就是徭役。

唐代的规定是,一年造一次账,三年造一次籍。

账籍分三份,一份存县里,一份送州,一份呈交户部。

这个活,不轻松。

国家这么大,经常要调查、登记、改动、校对,非常麻烦。

就算是现代社会,有公路,有车,有电脑,有通讯设备,很多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就这条件,还存在很多黑户。

那我们想象一下古代,交通基本靠走,没有摩托车,更没有小汽车,基层公务人员也很有限;最最关键是,记录基本靠纸,但纸张很贵很贵,没有那么多草稿纸给你用。

今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中,大家还记得徐宾造纸那个情节吗?

徐宾卖了自己的永业田,就为了造出更先进的纸,因为原来的纸供应不上政府文书所需了。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天下民生的大事。

确实是这样啊各位,为什么汉唐时上层阶级都被世家大族垄断了?因为如果你是个贫民子弟,你是读不了书的 —— 哪有纸给你印书啊!

嗯,徐宾是个好同志。

言归正传,交通不便,人员不够,纸张不足,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初期办事人员还能靠着奉献精神尽职尽责,不辞辛劳。时间多久,难免出毛病,比如:你们村有老人满60岁了,或者去世了,名字没有及时销去,80亩口分田也就没有及时收回再分配;有孩子满十八岁了,可是没有人来登记,也就没有及时授田;离村子很远的地方,有两户人家,登记人员一看,我去,路都没有,不去了……

总之,有太多因素,会造成账籍的疏漏。

以上三种主要原因,逐渐造成了租庸调制的瓦解。

安史之乱爆发,百姓再一次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地方大乱,租庸调彻底实行不下去了。

于是,唐朝中后期的另一个税赋制度诞生了。

两税制

唐德宗时期,宰相杨炎制定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两税制。

为了避免把大家绕晕,我整理出几个重点特征:

一、政府要用多少钱,就向全国摊派多少税

以前收税,是按照固定的比例征收。现在变了,政府按照前几年的支出情况,先定个来年预算,然后按照这个预算总额,向各地摊派。

说实话,按照政府本意,是想“量入为出”,防止无限制的剥削老百姓。可现实中一实行,就出问题了。

如果是大唐中前期还好,国泰民安,政府要用多少钱,大概不会相差太多。可是到了中后期,藩镇割据,皇权微弱,甚至还有大大小小的起义,那要用多少钱就不好说了,一旦财政紧张,免不了要加收税额。再一摊派,反而容易横征暴敛,百姓遭殃。

所以有人奇怪,中后期的皇帝,也有几位猛人,为什么收拾不了那些不听指挥的节度使呢?一大原因就是,没钱,打不起仗。

二、户籍自由流动,有多少地,交多少税

关于这一点,官方的说法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

啥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你是陕西人,搬家到四川去,那你就在四川当地落户,加入四川籍,不分主客。

嗯,这倒是挺好,毕竟现在你想把户口迁到其他地方去,也是很难的。在唐代两税制时,你就可以自由迁徙了。

但坏处是,那些土地肥沃宽广的地区,人口越来越多,赋税摊下来,每家反而很少。

那些贫瘠的地区,村里可能已经有一半人迁走了,可是地方的税额还是那么多,一摊派,五家人要承担十家人的税。

这谁顶得住啊?顶不住,于是剩下五家人可能也要被逼逃亡了。

两税制又说: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在之前,你家交多少税,是固定的,不管你家有多少地,家境是富有还是贫穷。

现在不同了,你有多少地,就按比例收你多少税。

但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再给你分土地了,田地又开始自由兼并。是地主还是贫农,看你自己本事。

结果又回到了汉代老路,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而且达官贵人还会想方设法瞒报自己的田产,从而少交税。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耕者不能有其田,任由地主来盘剥。

忍不住一声长叹:苦的总是老百姓。

三、租庸调合并成一项,一年分两次征收

上面我们分析了,租庸调要靠严密的账籍统计,而且分成三项,实施起来难免麻烦。

两税制上来,直接将三项合并了,直接收钱,分夏秋两次征收(所以叫两税制)。

没错,不收你的粮食了,也不收你的布绢了,都换算成钱来交。

嗯,政府省事了,满意了。

但百姓不满意。

以前我交200斤谷子就好了,现在你要我交500块钱,我不但要把谷子背到集市去卖,关键是,还要被奸商们坑害。本来一斤谷子两块钱,但现在收购商勾结起来,只给我一块。

我太难了,但没办法,只能贱卖,然后把钱交给国家。

这还不是两税制最大的毛病,最大的毛病是,本来租庸调合成一项征收了,按理说,国家再需要服役时,就应该政府出钱去雇人。可是搞着搞着,政府又忘记了,有徭役时,仍然让人民去服役。

真是岂有此理。

到了宋代,王安石变法,又要征收免役税,这其实就是在变相重复征收了。司马光老先生反对变法,理由就是:社会财富是一定的,国家多收,人民就穷;国家少收,人民就富。

要国富还是民富,这就要看统治者的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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