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国统治者常常会与外界保持着和平共处的贸易关系，贸易往来，相互合作才能实现共赢。这样的合作不仅仅可以让本国获得丰富的物品，还可以与他国进行长时间的文化交流，以做到扬长补短的效果。
可是，事情的发展从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清朝末期，乾隆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得中国与外界的交流被阻断，导致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科学的发展，都无法与国际接轨，并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这也使得清朝的统治也面临瓦解。
那时候，做生意的外国人都聚集在广东，大家安居乐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到乾隆二十年的时候，为了开拓贸易，一位名叫洪任辉的英国商人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派遣来到浙江沿海投石问路。他已经在广州做贸易多年，对中国的贸易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和公司的大班汉森乘船直接到了浙江宁波。
宁波是康熙爷下令打开的口岸，结果，因为附近的海岸多是浅滩，水流湍急，再加上，英国商人的资金不足，就导致这个口岸渐渐没落了。好久不见外国人到这儿来了，突然来了一艘英国船，他们不会是要兵戎相见吧，这还得了?对此，乾隆害怕了，他开始担忧江浙一带的海防。
于是，为了将英商控制在中国南方的一小块地方，乾隆想出了一个还办法：要是禁止通商就显得有点太狭隘了，不如，提高关税，商人若是看不到利益，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再来了。可是，英国人并不按乾隆想的来，他们宁可多缴关税也要到江浙来发展贸易。
浙江不比广东，广东有虎门可以防守，而浙江一带海面辽阔，洋船可以一帆风顺地长驱直入。如果他们在船上装点儿火器弹药什么的，那么，清朝的海军可是抵挡不住的。乾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只好下谕：“洋人要做生意就到广东去，浙江不是你们做生意的地方。”
就这样，浙江海域的英国船舰被全部驱逐到了广东。之后，清朝海军也是处处设防，所以，英国商人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先待在广东。不过，令全天下人都没想到的是，四年之后，英国的商船居然出现在了天津海域：这艘船载着洪任辉，他是英国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汉语翻译，这次他是来告状的。
洪任辉说：“广东海关奸臣当道腐败勒索，仅仅只有一口通商广州洋行就垄断贸易，他要求开放门禁，允许自由往来。”一个外国人居然跑到京城来告状，还是由水路而来的，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乾隆立刻派京官把他从陆路押回广东，又派驻扎福州的将军前往广东查办这件事情。
结果，广东海关监督果然被革职查办了，并抄没家产，流放西北。不过，洪仁辉自己也没捞着好儿，谁给你的胆子，敢把船开到没开放的口岸来的?洪仁辉被遣送回澳门，圈禁三年，通过洪仁辉的折腾，让清朝再次加强了对外商的防范。
为此，两广总督还特意提出了一个防夷规章，事无巨细地规定了外商在华的一切事务，甚至，还干涉道了人家的日常行动和私生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章程，乾隆居然批准了。原则上皇帝都不干涉大臣的家务事，那么，中国人怎么会去管外国人的这些事儿呢?
其实，在广州最早开放的时候，外商的夫人们和洋枪、洋炮，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就算外商有夫人随行，也只能暂时居住在船上。一直到乾隆十一年，两广总督才允许外商夫人们住在澳门，但是，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查。可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人家夫妻俩长期两地分居，换谁都不会乐意。
于是，到了道光十年，就有外国夫人出现在了广州街头，她们是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师带来的。她们从澳门来到了广州，乘坐一顶绿呢小轿，大摇大摆地进了商馆。
这件事情一下闹得满城风雨，这几位外国夫人一时间竟成了一场外交风波的主角。
皇帝得知此事之后，责令两广总督，把她们退回澳门，并说：“广州不欢迎她们，不过是些西方蛮夷，怎么可以坐轿子?”
对于这样的说法，外商们哪能同意，他们亲自跑到靖海门外呈递禀帖，表示对不允许外商携带家眷规定的不满。可是，朝廷才不理会这些，并发布通告：“如两三天内，大班师仍不遵命将夫人送回澳门，将派官兵进入商馆，实施驱逐。”可是，人家英国人根本不怕打仗，于是，便率先派遣军队来保护商馆。
其实，朝廷心里明白，若双方真的产生大的冲突，自己这边也讨不了好。更何况，若是真的打起来，这两广总督可没办法向皇帝交代。于是，中方派人出面协商，英方首先做出让步，说：“我们驻兵也是为了保护商馆的安全，只要朝廷能保证商馆的安危，我们的军队立马走人。”
对此，两广总督满口答应，英国也撤走了军队，至于夫人们，用了要照顾得病的大班师为由，玩够了，才回到了澳门。师夫人一事总要有个结果，夫人们已经走了，总不能拿外国人开刀。于是，那个送绿呢小轿给外商的中国人做了替罪羊，总督给他安了一个“交结夷商”的罪名，发配到伊犁去了。
对于师夫人事件的处理，让外国人摸清了清朝地方官的底牌。十年之后，也就是1840年，当年不愿开放的江浙之地，不允许入关的外国夫人们，统统合法地进入到了《南京条约》之中。自此，江浙之地外商往来熙熙攘攘，夫人们也同样是随处可见。
试想一下，如果，当初清朝统治者能放下姿态，开了口岸、学了洋学，也许，就不会有后面那如此惨痛的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