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南洋，其实指的就是如今东南亚地区。这是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地方，地理条件非常的优越。在历史上，这里是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古国海上交通枢纽线上的必经之路，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都会互相影响。很早以来，就有中国人前往南洋的记录，有的人在那里定居。定居在外国的中国公民，就是华侨。不过，华侨这个词，是在19世纪末才出现的。在中国的古代记录里，华侨被称为“唐人”、“北人”等等。在历史上，南洋是华侨聚居的地区。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南洋华侨的历史和故事。
早在7世纪即唐朝时，就有中国人开始移居南洋。唐朝是中国历史上鼎盛的朝代，对外贸易、航海事业都很发达。这时期就有些中国人旅居海外，从事商贸和宗教活动。唐朝的高僧义净，671年从广州出发去印度研究佛经，归途中，两度在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室利佛逝( Sriwijaya)居住，前后共十二三年。有学者认为，他可算是最早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之一。10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记述了943年他经过苏门答腊时，看见许多中国人在该岛上从事种植业。南部的巨港( Palembang)中国人最多，他们是在黄巢起义(9世纪末)失败后避居在这里的。这说明，唐朝末年已有一批华侨因政治原因而在南洋定居。此时，华侨的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唐朝强大，经济文化影响遍于四邻各国，国际威望很高，因此华侨总豪迈地自称为“唐人”，称祖国为“唐山”，把自己的海外聚居地称为“唐人街”。
华人大批出国，并且在某些国家开始形成华侨社区是在宋朝。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10世纪，宋朝建立，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宋朝的手工业、商业兴盛，海上交通比唐朝更为发达。发展和南洋各国的贸易往来，成为国家的财源之一。这些，为中国人去南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当时华侨下南洋，乘的是风帆，要依靠季候风向，有些人错过返航的季风，只好在当地住下来，待次年再北返。后来随着贸易的发展，为便于商品交易，渐渐有中国人居住下来，叫做“住蕃”，而且一住就是10年、20年，娶妻生子。显然，这些“住蕃”，就是早期的华侨。据中国史书记载，中国商人到南洋的爪哇、婆罗洲等地颇受礼遇，他们和当地人民的关系融洽友好。
元明两朝(1271-1644)，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都比唐宋时期发达，这样，移居南洋的中国人就更多了。14世纪时，印度洋的航运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明朝初年，在1405年至1433年间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郑和率领着当时举世无双的船队，访问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14个是在南洋。郑和的远航，增进了中国和南洋诸国之间的了解和联系，维护了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为华侨的出国和他们在南洋的经济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华侨在元明时期已广泛分布到南洋各地。他们开发侨居地，并形成了华侨的“新村”。
在爪哇麻喏巴歇( Majapahit)帝国的几处要地都有这样的“新村”，人数相当可观，多的达到1000多户，大部分来自广东、福建南部沿海地区。其他如菲律宾、暹罗、马来亚均有类似的情况。据传说，郑和的船队曾在爪哇中部的北海岸登陆，他的副手王景弘因病重留居一个岩洞中。王景弘及其部下在这里休养、垦殖，使这个地区逐渐繁荣起来，成了一座纪念郑和(“三宝太监”)的城市，叫三宝垄(Se-marang)。这传说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爪哇中部的名城三宝垄，最早是中国人开发的。这一时期，有许多华侨与南洋各国的当地居民杂居、通婚，并开始同他们融合起来。
从16世纪中叶的明朝中期到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300年间，南洋华侨人数急剧增加，活动的区域更为扩大。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闽粵两省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纷纷冒险出洋，寻求活路，久居南洋而不再返回“唐山”的人也多起来了。明清两朝交替之际，战乱也使不少人避居南洋。这是中国人较大批出国的原因。从南洋各国的情况看，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开始侵略这一地区，到19世纪末，除暹罗外，整个南洋地区，都成了西方的殖民地。
为掠夺东方的财富，西方殖民主义者需要大批廉价而又有较高技能的中国劳动者。因此，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将中国东南沿海的青壮年诱引到南洋去当华工。这样，华侨中除原先的商人、战乱避难者外，华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到鸦片战争前夕，南洋华侨的人数已接近100万，分布更为广泛，出现了更多的华侨聚居区，如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等城市，华侨都在万人以上，他们在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鸦片战争前长达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人不断移居南洋，最后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在南洋形成了有浓郁闽粤特色的华侨社会。华侨移居南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不外乎经济原因和时局原因两个方面。
华侨出国达到高潮，那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00年间，中国人，主要是东南沿海省份的劳动人民，大规模出国谋生，每年平均在10万人以上，累计出国人次超过1000万人，足迹遍及全世界，形成了“海水到处，便有华侨”的格局。
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大量移居国外的原因主要是：第一，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被破坏，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为寻求生路，不少人漂泊异乡。第二，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掠夺东南亚和其他殖民地的资源，加快了对这些地方的开发。
特别是19世纪后期，随着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西方国家开始了向落后国家进行资本输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特别需要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在殖民主义者眼中，中国人不仅是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是“不持武器而又勤恳的民族”，有较高的劳动技艺，这是矿山开采、园丘种植、公共设施的修筑中不可缺少的。因此，他们大批招诱中国人出国。
此外，华侨的大规模出国，和清政府政策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关系。清初承袭明朝的“海禁”政策，将出国视为大逆不道，一律禁绝，如有私出，要治杀头之罪。鸦片战争后，随着《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废除“海禁”政策，使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掠夺劳动力合法化，这也是形成华侨大规模出国的重要原因。
华侨在这一时期移居的地方遍及世界各地，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南洋。有一部分人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到南洋去的，但大部分人是通过“契约华工”的方式出国的。
“契约华工”，是西方殖民者的叫法，是指华侨“自愿”通过签订契约，应招到外国去做工。其实华工的“契约”是在暴力、诱逼下签订的，几乎和卖身契差不多。也有把“契约华工”叫“苦力”( coolie)的，它源出于印地语。还有一种更普通的叫法是“猪仔”，说明“契约华工”在殖民主义者眼中与牲畜无异。“契约华工”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出现，但规模小，影响不大。大规模的“契约华工”出国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它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才结束。
“契约华工”的买卖(“苦力贸易”、“卖猪仔”)是在“招工”的牌子下进行的。它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
1.招工
南洋各地的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将自己所需的华工人数及条件列出，交到设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洋行，由他们代招。洋行再转由专事人口贩卖的“猪仔馆”去操办。“猪仔馆”付款给人口贩子即“猪仔头”，由他们到各处去“招”人。所谓“招”其实是采取欺骗或掳掠等手段，将壮劳力拉进“猪仔馆”。常见的手段，是用花言巧语诱拐被招募的对象，如说出洋做工可以赚大钱，勾引那些赤贫的人们上钩。为凑足所需人数，在诱拐不成时，不惜采取野蛮的绑架手段，在荒村僻巷、通衢歧路，突然袭击，将人劫走。“猪仔”一进入“猪仔馆”就失去了自由。这种挂着“招工”牌子的“猪仔馆”，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口岸均设有，其中以澳门最多。1855年，清末著名学者容闳曾亲眼看见“猪仔馆”的“无数华工以辫发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这种“奴隶牛马之惨状”使他感到鼻酸。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猪仔馆”，囚禁的华工在登轮出洋前，还要受到雇工单位及当地官吏的盘查，供词先由“猪仔头”口授，要说外出做工是出自“自愿”，否则就押回去吊打一顿，直至说出“自愿出洋”而被记录在案为止。“契约”是洋文的，主要内容是出洋做工完全出于“自愿”，并规定了做工年限、地点、工资等等。猪仔大部分是文盲，自然也认不得洋文，一切只得任人摆布，在“契约”上按上本人指印。契约合同一经签立，领得一点“安家费”后，就“已为砧上之肉，釜中之鱼，欲炙炙之，欲烹烹之”。下一步便是苦难的海上航程了。
2.浮动地狱
运载“猪仔”的客船多是几百吨到一千吨的帆船，设备简陋，饮水不足，航速很低。由于贩运“猪仔”十分有利可图，船主为攫取暴利往往超额滥载。“猪仔”登船后即监禁于舱门紧闭的船舱里，形同囚徒。他们被锁在隔成几层的底舱里，非常拥挤，白天只能肩挨着肩屈膝而坐，晚上人靠人躺下。空气混浊，卫生条件恶劣，致使疾病滋生。“猪仔”们稍有不顺，即遭鞭笞。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要忍受着肉体上病、饿、渴、闷、打的煎熬和人格的侮辱，死亡率高达20%-30%。在这海上的“浮动地狱”中忍无可忍的“猪仔”们常常被迫奋起反抗。他们杀死可憎的人口贩子、船长和水手。如果反抗失败，就宁可投海自尽而不屈服。“浮动地狱”的幸存者到达目的地后就被送进“新客馆”等待出售。
3.苦难岁月
运到南洋的“猪仔”，主要以新加坡为集散地，那时那里共有六家“新客馆”。馆中设有一排圆木大栅栏，用来禁闭新到的“猪仔”。而且还有武装的秘密会党人物防守，严防“猪仔”逃脱。从这里，“猪仔”陆续被卖往东南亚各地的矿场和胡椒、香料、甘蔗等作物的种植园。在这些地方，“猪仔”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一名“猪仔”，从招募至运达南洋，盘缠食宿费用只约五六十元，售价却高达二三百元。根据契约合同，每月工资五元，期限三年，工资共180元，但经层层抽剥，“猪仔”本人所得不过几十元而已。如果无其他嗜好，三年约满，可以恢复自由。但是在种植园内，往往有烟、酒、赌博引诱，稍有沾染，就需欠债，到时只能继续当“猪仔”以抵债。“猪仔”们还会遇到生命危险。在印尼的勿里洞岛矿区，劳动条件极为艰苦和恶劣。如挑锡泥，华工要踩着狭窄的木板从三四十米深的湖底把锡泥挑上来，每担有百多斤重，劳动强度极大，许多人因体力不支，失去重心而身坠湖底。正像广东客家山歌唱的那样：“挑等(着)锡泥过浮桥，千转(回)过得千转好，一转失脚命会无。”熬过了苦难的“猪仔”生涯，许多人获得了人身自由，虽然心怀家乡，总想攒够了钱，落叶归根，回归祖国，但实际上能实现愿望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终生留在南洋。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在异国他乡辛勤劳动、生息、发展。
契约华工制度从19世纪中期起盛行至20世纪初期才结束。这是华侨史上血泪斑斑的一页。
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累计有上千万的中国人移居国外，人数多，规模大，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他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中国迅速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历史大背景下，作为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流向世界劳动力市场的。离乡背井，移居他方的目的是谋生求温饱。他们是和平的移民，绝不是去征服和掠夺的殖民主义者。他们来自一个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他们刻苦坚毅，有很好的生产技术。他们凭着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在远离家乡的新天地里，谱写出了有血有肉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