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这两个朝代可以说进行了很多改革，唐朝发展出了强盛的经济，并且确定科举制。而到了宋朝，科举制被更加重视，而且算是真正给了寒门子弟一个高升的机会。其实唐朝科举和宋朝科举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宋朝重文轻武，并且有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论调，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无论是谁都想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下面就重点讲讲宋朝科举制度的特点，以及其中的利弊。
宋朝以前，贡举分为解试省试两部分。唐朝时期，武则天曾殿前试人，到了开宝六年，宋太祖正式创殿试。
起初，创殿试是为了防止世家门第打压寒门，后来殿试却逐渐成为巩固皇权的工具。宋朝初年，殿试较为随意，其时间和频率皆由皇帝主观意愿决定。比如宋太祖两年开一次，宋太宗一年开一次，宋仁宗两年开一次，宋英宗三年开一次，直至宋真宗时期，殿试才逐渐稳定。
《宋会要辑稿》中记载：“自太祖开宝六年以三月覆试于讲武殿，累圣相传，廷试率以三月”。
宋朝的殿试虽然名义上由皇帝主考，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要依靠临时的殿试官。
其中有负责将考生个人信息编号的编排官;有负责封弥考卷，誊写试卷的封弥官;有负责检查誊录的对读官;有负责检查考卷有无“杂犯”的初考检点试卷官;有负责评价考卷文采的复考检点试卷官;有对考卷进行初评的初考官;还有决定考生等第的详定官;有负责检查作弊的巡捕官和唱名赐第的读卷官等等。
他们无一不是皇帝心腹，而且为了保证考试的相对公平，他们大多都是临时考官。
《杂朝野记》中记载这些官员说：“殿试以馆学、郎官四员充初覆考官，以余官一员充点校试卷官，侍从二员充详定官，两省二员充编排官”。
为防止作弊，殿试中又设锁院制、糊名制、封弥制、誊录制。这几个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铲除了荐举制度，极大地保证了科举的公平性。
欧阳修评价殿试说：“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日，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能得欧阳修如此评价，足以见得殿试制度对于宋朝一代汲取人才的帮助。但科举制也并非绝对公平，在政治昏暗的时代，这些制度都形同虚设。如南宋奸臣秦桧为让自己人做官，偷拿考试题目，大行舞弊之事。
故科举制的公平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是否清明。
唐朝时期，进士放榜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拜谒宰相，此过程又被称为“过堂”。当日同知贡举官陪同学子到中书省门前，状元陈词“今月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获相公陶铸之下，不任感惧。”
为了加深知贡举官与及第举人的关系，唐朝还特设“谢主司”与“曲谢”的活动。此举虽让及第举人拥有自己的人脉，可却容易造成新贵与权臣结党营私。
科举的意义便是为朝廷注入新鲜血液，若这些人不再“干净”，那于帝王而言，他们便成了隐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宰相虽是文官之首，但他毕竟是一人之下的臣子，若及第举人皆以宰相为尊，那皇帝便难以培养自己的班子。故宋太祖时期，便废除了过堂制度。
《贡院杂录》中记载：“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一日，诏曰：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如违，御史台弹奏。应名姓次第发榜时，并须据才艺高低，从上安排，不得以只科为贵。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
同时宋太祖还创立了谢朝制度，让及第举人皆为天子门生。此举不仅增加了读书人的优越感，还巩固了中央集权，实为上上策。
科举一路无疑是寒门子弟的希望，他们十年苦读只为一朝。然科举之路并非想象中容易，就连三朝大臣欧阳修，也曾两次落榜。在没有心理疏导的年代，希望越大便代表着失望越大，在心灵极度崩溃下，有人甚至不惜落草为寇，报复朝廷。
唐朝诗人孟郊落榜后写下《长安羁旅行》:“十日一理发，每梳飞旅尘三旬九过饮，每食唯旧贫。万物皆及时，独余不觉春。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直木有恬翼，静流无躁鳞。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野策藤竹轻，山蔬薇蕨新。潜歌归去来，事外风景真。”
“失名谁肯访，得意争相亲。”短短10字，便写出落榜的无限凄凉，面对别人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对比自己的一叫千愁并，鲜少有人不为之神伤。
更有甚者，不埋怨自己学识不够，埋怨朝廷处事不公。比如唐朝末年的黄巢，他屡举进士不第，便开始质疑唐朝科举制的公平性。最后索性不再走科举之路，反而踏上了贩卖私盐，谋逆之路。
宋朝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故而设特奏名制度。“特奏名”顾名思义便是将殿试或省试落选的举人统计起来，若他们考到一定次数，便可直接参加附试获得进士出身。
《宋史》中记载：“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
特奏名制度最终形成于宋真宗时期，当时规定进士六举、诸科九举以上者可许奏名。
宋仁宗时期规定：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七举及六举终场年六十，淳化以前尝应举及经先朝御试者，不以举数，令贡院别具名以闻。
特奏名制度不仅彰显宋朝仁慈，笼络了人心，还给予落榜考生希望。让落榜考生与初考生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利于宋朝文化发展，也利于宋朝官员质量的提高。
宋朝之前，科举考试不仅考学子谈古论今，引经据典的能力，还考他们的文笔。故学子们本末倒置，刻意去追求词藻的华丽，反而忽略了语句之间的逻辑性。
长此以往，这便成了一种劣性风气。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发现了这个弊病。
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到：“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而国家乃专以辞赋取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
他本想对科举取士进行改革，可保守派太过顽固，他的计划也胎死腹中。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分析时弊提出变法，他将试策定为考试的唯一形式，又编写《诗经》、《尚书》、《周礼》定为科举的依据。
虽然王安石变法以失败告终，但他却给后入开拓了新思想，为科举制铺了一条星光大道。
宋朝的科举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后人对它褒贬不一，虽然它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但是却也禁锢了文人的思想。
它虽给了寒门学子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但也确实存在舞弊行贿的勾当。它于好于坏，不该用我们上帝的视角去评判，但在封建社会，它的利肯定是远远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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