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年,在王濬楼船水师的强大攻势下,三国的孙吴集团不得不纳土归降,至此维持了近百年的战乱割据的三国终于是归复统一。但是西晋的统一却仅仅只维持了30余年。在晋武帝司马炎归位之后,西晋的王室很快就陷入到了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当中,致使国力大大衰退。
在此情形之下,内迁的“五胡”部族纷纷趁机反叛西晋王朝,建立自己的政权。在这些“五胡”政权的进攻之下,西晋两都先后陷落,两帝先后被俘受辱,以至于残存的晋王朝宗室不得不仓皇逃离中原、南渡另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又称永嘉之乱。
那么五胡乱华的根源是什么,为何北方少数民族会大规模南迁呢?五胡乱华的背后又潜藏着怎样的利益冲突?
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气候因素往往会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极不发达的前工业化时代,气候因素往往能够深刻影响一国的生产力从而影响该国的国运。
譬如许多人常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明末的小冰河期,认为正是明末小冰期的严寒导致了满洲部族的南下与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从而最终将明帝国送入坟墓。
与明朝的情况类似,从西汉末期开始,世界也进入了一段小冰河期。这段小冰河期不仅成了北匈奴西迁的诱因之一,也让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大规模南下,甚至迁入内地。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在给中原王朝带来更多的劳动人口和兵源的同时,自然也会埋下引狼入室的隐患,恰如罗马帝国后期的民族大迁徙一样。
自东汉以来,世家豪强势力逐渐兴起并成为影响甚至左右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由于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即是在世家豪强的支持下登上帝位的,因此世家豪强的强势可以说是贯彻整个东汉乃至后来的魏晋南北朝,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拥有“庇护”成千上万的农业人口的庞大庄园,还在朝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累世公卿”,甚至一些大的豪强势力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
世家豪强势力的崛起在极大地损害了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同时,其庄园经济也让东汉朝廷的税源大减,为了收取足够多的税赋以维持朝廷财政,东汉王朝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内迁的游牧部族,希望能从他们身上获得武装力量和税收。
如此一来,东汉王朝乃至后来的三国、西晋的武装力量中胡人的比例日渐增大。譬如汉末军阀董卓的西凉军有相当一部分士兵出身游牧民族,而曹操也曾将将五胡内迁至并西之地,以便就近控制,当时的曹魏军队中也有相当多的胡兵。
在农业生产上,中原王朝也开始将内迁游牧部族编入户籍之中,与汉人一样征收税赋。此时,原本应当由世家豪强的庄园“庇护”下的农民承担的税收就被转移到了内迁的游牧民族头上。
比起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之上的中原汉族农民,游牧民族生性崇尚自由。一旦中原政权榨取过度,必然会激发这些内迁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乃至汉民族的仇恨,从而为五胡乱华埋下祸根。
自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在长期的战乱动荡之下,中原地区不仅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人口也大幅减少。
据统计,经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以及随后的军阀混战之后,泱泱华夏大地只剩下五百万人口,比今天的上海市总人口还要少一半以上。曹操《蒿里行》中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并非夸张,而是写实。
人口的锐减加之原本已经存在的世家豪强势力对人口和土地的隐藏,让急需劳动力与兵源的中原王朝更加倚重于内迁游牧部族。到了西晋,内迁游牧部族的人口已经繁衍到了八百万之多,接近于当时中原汉族的数量,西晋王朝的武装力量中也有着大量的胡兵,以至于八王之乱中叛乱的诸王的武装之中也处处可见胡兵的身影。
东汉与曹魏之时,中原王朝尚可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压制内迁的游牧部族。
可到了西晋,一方面是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奢侈腐化,以至于大厦将倾之际还“潇洒西园出声妓,豪华金谷集文人”;另一方面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与自相残杀。一切的一切都让内迁的游牧部族有机可乘,从而在晋王朝陷于内乱之中自顾不暇之时突然发难并给予腐朽的西晋王朝致命一击。
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刘渊之子刘聪率军攻陷西晋都城洛阳,俘虏晋怀帝君臣,晋怀帝亡国身死后,晋宗室司马邺于长安即位,改元建兴。公元316年,刘曜攻陷长安,为西晋的短暂统一画上句号。
作为始作俑者的世家豪强们不得不挟着晋王朝宗室“衣冠南渡”、逃离早已残破不堪的中原大地。从此,“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北方地区再次陷入到了数百年的战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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