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贪官为什么没办法治理?有一政策导致贪官变多

清朝的贪腐现象也一度非常严重，而且根本没有办法有效治理。和珅就是清朝最出名的大贪官，乾隆皇帝明明知道和珅贪腐，却没有将他治罪，而且和珅的官场之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还当过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的官职。为何像和珅这样的贪官没办法治理呢?和珅虽然贪，但他的确也是有解决民事的本领，所以乾隆皇帝还离不开他，那朝中其他的贪官为什么也能继续贪下去呢?这就和当时清朝的一个政策有关了。

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对贪污官员的打击力度来看，明太祖朱元璋绝对是最狠的，甚至，对贪污官员采取“剥皮抽筋”、“贴加官”、“弹琵琶”等极刑。而且，在位期间杀了十五万贪官，但是，效果微乎其微，贪官们仍前赴后继的进行贪污，反而是越杀越多。

可以说，封建朝代贪官辈出，但是，不同于明朝初期对贪官“见一个杀一个”的铁腕政策，满清曾给了不少贪官重新做人的机会，甚至，让他们重返官场继续仕途。

据统计，在满清统治中国的二百余年中，涉及到高官(一、二品)的贪腐案总共发生过一百零八起，其中，一百五十七名贪官被朝廷判刑，这里面有六十八人因情况严重被立时处斩，被判死缓的也有四十七人，有四十二人免于死罪。

满清在执行严格的问责制度的同时，也在侧面执行着“开复”政策。简而言之，开复的意思就是让被贬的官员重返官场。从这一点来看，那些被朝廷处罚的官员如果有幸得到开复，那么，他的政治生涯就会复活。

有了这项政策，犯了案子受到处罚的官员绞尽脑汁的请求朝廷开复。

好笑的是，那些获罪的官员有时会采取向皇帝塞钱的方式谋求开复。乾隆时期这种情况发生率最高，犯了案子的官员会准备一笔巨款，大部分被送去内务府成为皇帝的“小金库”，小部分则搞些公共事业做做样子。

有资料记载，乾隆秉政时期，有位大臣李质颖曾在写奏章时说：“自己在担任巡抚期间失职，没能站出来参奏某个已被处罚的大臣，自罚十万两白银;自己在粤海关任职时上报了错误信息自罚两万两白银等。”李质颖细数了自己的多条罪状，自罚白银近二十六万两。

他请求乾隆允许自己以分期的方式偿还，乾隆准许李质颖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银两赎罪，并且，还保留了李质颖的官位。按照当时公开的官员工资来看，李质颖自然无法承受数额如此巨大的罚款，后来，李质颖从哪种渠道筹得罚金，如今想来十分微妙。

除了这种偷偷摸摸向皇帝塞钱免责的做法外，被贬的官员还能通过一种向公众公开的方式恢复官位，也就是“捐复”。有部《清代捐纳制度》就考证捐复政策，但凡被降职的官员，可通过捐献银两的方式恢复顶戴，有些捐献数额巨大的官员，甚至，能够借此机会爬得更高。

这个制度始于顺治朝，完备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一朝。《清史稿·选举志七》中就曾说道：“﹝康熙﹞三十五年，帝念降革留任人员，因公处分，辄停陞转，诏许捐复。”《官场现形记》第三回中也有说：“然后，拿银子捐复原官。”

在康熙时期的捐复行为在官场上为人所不齿，进行捐复的官员难免会在同僚中抬不起头来，到了乾隆以后，捐复演变为一种制度，在官场上变成常态。并且，对于那些不想花钱免责的官员，还有另一种方式能够让其官复原职，那就是“攀关系”。

康熙年间，工部尚书王鸿绪在修建京城河道工程期间，错误的动用了工程款，最终，被追究责任革去官职，但仍在任上继续完成河道工程。待到京城河道竣工，王鸿绪居然莫名其妙的官复原职，理由竟然是王鸿绪治理河道有功，十分荒唐。

这件事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如果我们琢磨一下王鸿绪跟皇帝的关系这事就十分简单了。康熙下江南期间，曾下榻于王鸿绪府中，还亲笔题字赐王鸿绪牌匾、扇子、对联。除此之外，王鸿绪还时常与康熙保持私下交流，两人之间探讨的话题十分隐私。

仅从这两点我们就能知道君臣的关系匪浅，王鸿绪最终能得到赦免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君王御下之术讲究软硬兼施，从这个角度来看，允许获罪官员重获官场“第二春”是十分正常的。皇帝对涉案官员“打一巴掌塞个甜枣”，官员付出后定会对皇帝感恩戴德，皇帝也能借此捞一笔，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从治国角度讲，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倘若，所有未获死罪的官员能够凭借金钱人脉轻易复出，他们今后的行为极有可能变本加厉，国法也会变得形同虚设。

总之，满清时期的官员复出行为，夹杂着十分浓厚的人治因素，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私下交易，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章流程，也没有法制部门的监管。满清官员大可以在这一秘密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施展手脚，靠着各种手段贪污敛财。

一旦这种肮脏的行为超出界限，被检举揭发或立案调查甚至锒铛入狱，只要罪名够不上死刑，那么，涉案官员完全可以靠着与皇帝的私交、隐秘的塞钱或公开捐复来官复原职。由此看来，满清官员贪腐的“风险成本”低得可怕。

可以说，相比于他们压榨的这些民脂民膏，捐复那笔银两简直就是毛毛雨。康乾盛世尚且如此，其他时期的满清官场漏洞更多。

一个能让贪官大行其权大肆贪腐还能免责的朝代，走向衰落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