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知道，明朝最终的灭亡跟中央的缺钱是脱不了关系的，然而这也要与要供养数量多达几十万人的皇室宗亲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在我国清朝期间，虽说王公贵族数量明显减少，但却又出现了另一个特权阶级，那就是旗人。入关之后，清廷对八旗子弟制定了一系列优待政策，旗人地位高于汉人，而且只能在皇家当差，做一些戍守宫城的清闲工作，不允许从事其他低贱职业。
在宫中当差的旗人，时不时能得到皇上和妃嫔们的赏赐，离宫无业待家的旗人则无偿享受朝廷按时发给的“月钱”，俗称“铁杆庄稼”。久而久之，旗人都过上了寄生腐败的生活，对国家财政造成了严重负担。毫不客气的说，一个旗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生所用一切费用全部都由国家承担，享受的福利待遇极为丰厚，不亚于如今的欧洲居民。在清朝，八旗子弟拥有着普通汉人不敢想象的幸福人生，不过旗人间也是划分了等级的，享用的生活待遇还是由其社会地位所决定。
清朝入关伊始，顺治帝下令八旗实施薪金制。这种制度规定，凡八旗前锋、户军、领催、骁骑，每人月给饷银2两，匠役则为1两。到了康熙年间，社会经济稳定恢复，八旗饷银开始大幅上涨，而且出兵打仗时还可以领“双工资”，这就是所谓的“行粮”制度——八旗士兵在领取原饷(原饷领取地为京师)的同时，还能在行营中另领一份饷银，即“行粮”。
此外，八旗士兵的家属还能得到相应福利，即“丁粮”和“马乾”，丁粮是朝廷支给八旗驻防官兵家眷的口粮，马乾则是马草料。另外，清廷入关后还给八旗将士分发了大量世袭土地，即“旗地”，即使是最普通的下等士兵，在当时都分到了十余亩田地，占田多者则达数十亩，不事生产的旗人往往会将土地出租给汉人佃户耕种，他们只需坐收田租。
普通旗人所享受的待遇都这么好，那些与皇室沾亲带故的旗人，待遇自然更是搞得令人咋舌。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有一个皇室村，名为腰站村，这座村庄里居住着努尔哈赤三祖父索长阿五世孙爱新觉罗·阿塔的后人，他们算得上是正统满清皇族后裔。阿塔后人之所以世居于此，是因为先祖被皇室安排到龙兴之地守卫永陵。依照清代定制，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直系后代都是宗室子弟，系黄带子;其他旁系为觉罗(即远支)，系红带子。阿塔一支是清室旁系，享受“觉罗”待遇，可系红带子，所以腰站村又有“腰站红带子”的美誉。
按照村民的说法，有清一朝，村庄每诞生一名男孩，村长都要派人到盛京(今沈阳)报录户口，入《爱新觉罗宗谱·己册》，领取一条红带，作为贵族标志，死亡时红带方才上交。每年年初，系红带子的“觉罗”可凭红带子向朝廷领取24两白银俸禄与二十一石二斗粮食。男子结婚时，朝廷会赏赐白银20两，死亡时，朝廷拨款白银30两作为治丧银。按平均年龄为60岁计算，一个远房的皇室宗亲，一辈子得到的耗银可以达到60×24+20+30=1490两，折算成人民币约为1117500元;如果加上152640市斤皇粮，以每市斤均价2元计算，又是30.5万元。两者两加，清廷在一个“觉罗”身上耗资高达142万人民币。
如此生活水平，在那时绝对是顶尖的了，足够让今人羡慕，但这仅仅只是“红带子”们的福利水平，比起“黄带子”仍存在不小差距。要知道，供养八旗子弟的白银乃是从除旗人以外的全体国民的赋税中而抽取的，为供养这群日益壮大的八旗子弟，大清百姓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这种通过牺牲普通大众利益来保证少部分贵族阶层享乐的剥削制度，注定是要被百姓所抵制，也正是八旗糜烂、开销巨大，才使大清越来越不得人心，最终走向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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