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戴高乐带着重振家族的愿望参与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凡尔登战役期间，戴高乐负伤被俘，在战俘营里呆了3年3个月，而这也正式戴高乐的“空闲期”，让他深刻的认识到了武器革新对战争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思考军队的建设方向，并且著作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
当然，“不安分”的戴高乐谋划了7次“越狱”。虽然均以失败告终，但绝不屈服的精神让他不仅拥有了众多的“粉丝”，也成为他日后抵制传统军事理论和权威的精神动力。尤其是经历了两年的俄波战争，让他对法国军队的体制深恶痛绝。
当军校教员，对传统教学进行大胆改革。
两年援助波兰的经历，戴高乐运用精明有效的战术，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特别是其丰富的军事理论，让波兰和法国军方均认为，这是一个当军事教员的“好材料”。不久，戴高乐被调派到法国圣西尔军校当军事历史副教授。
毕业8年后，能再次回到母校并成为教员，让戴高乐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更让他高兴的是，其小家与“忘年交”——贝当元帅的家很近，俩人经常探论军事变革的问题，这让戴高乐对教学工作充满了信心，对旧军队的改革先从授课开始。
尽管戴高乐在德国战俘营，经常给各国军官战俘讲述历史课，也曾承担着波兰军队基层军官的战术理论课，有着丰富的授课经验，但近2米的身高、怪异的举止和“公鸭子”一般的嗓音，让初次听课的学员们极不适应，并以此为乐。
俗话说得好，“瑕不掩瑜”。很快，学员们从他激昂、感性的授课方式中，领略出一个演说家的风采，过去呆板的历史课居然生动了起来。常常是下课铃响了，学员们才将思绪从历史的长河中拉回到现实。戴高乐富有感染力的课深受欢迎。
闲暇之余，戴高乐开始系统地对传统军事理论进行大胆的改革，并对坦克在未来战场上的运用进行预见性的设想。他的意见得到贝当元帅的认可和支持，“志同道合”让二人的关系更加紧密。为表示敬意，其儿子的名字也取自贝当名字的一部分。
军校的教学活动，让戴高乐更加重视知识的重要性。为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他选择到军事学院深造。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贝当元帅的鼓励，在他看来，这是一所培养高一级别指挥官的高校，他希望戴高乐将来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出版《敌人内部的倾轧》，抨击法国军队旧有传统和诟病。
初到军事学院的戴高乐，很快发现这里的学术氛围十分“迂腐”。课堂上依然在传授着阵地战的战术理论，完全忽略了坦克运动战的作用。让他略感欣慰的是，他的《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出版了，其中涵盖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军事思想。
首先，强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不可取代的历史。通过对德国日耳曼民族特点的分析和梳理，并结合一战期间欧洲各国“争权夺利”的过程。他认为，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应该尊重各国的文化和传统，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无法改变各国特有的历史。
也就是说，强调国家独立，各国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干涉他国内政。也正是基于对其影响极深的观点，1964年，戴高乐宣布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是西方社会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次，一战德国的失败，源自军队的独裁。当时的法国军队十分推崇德军的管理体制，而这正是戴高乐要批判的。他认为，德国军事当局以军事独裁的形式，剥夺民众权益，军官们横行霸道，不尊重政治制度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戴高乐更加强调的是，军队凌驾于国家之上是十分危险的。他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代表民族利益，军事行动应服从国家的需要。他指出，一战期间，法国的议会、公务员、司法部门都服从以霞飞的总参谋部，明显得与德国的军事独裁类似。
在当时，这本书所倡导的军事思想，与法军上层的想法是完全对立的。说白了，戴高乐就是在利用德国问题，“指桑骂槐”式的抨击法军上层。这也是他对法军体制改革的思考和开始，但随之而来的“打击报复”让他怒不可遏。
临近毕业，遭到战术教研室主任的报复。
戴高乐在军事学院与守旧的“学究们”进行着抗争。尤其是战术教研室主任，一个教条主义战术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戴高乐却是坦克战、运动战的倡导者，强调灵活战术的运用。俩人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互不妥协。
然而，“以下犯上”的结果，“倒霉的”只能是戴高乐。临近毕业，学院以学员参加实战演习的效果，作为毕业成绩的等级划分。这让戴高乐暗自高兴，在他看来，这是展示自己战术素养，证明自己理论正确的大好机会。
在指挥室里，戴高乐指挥一个军作战，极力避开阵地战，运用长途奔袭的战术，不仅扭转战局，而且将战术教研室主任扮演的“对手”分割、包围、歼灭。可是，在评定等级时，主任坚持给他“及格”成绩。这让戴高乐愤怒不已，破口大骂。
首先，及格的成绩让他感到无比的羞辱。在平时的学习中，戴高乐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后演习也是完胜对手，大家都认为他应该得到优秀，结果却事与愿违。这样的成绩让他无法接受，这不仅是对个人学习能力的抹杀，也是对其新理论的否定。
其次，“学究们”的公报私仇。凭借超人的记忆力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在各科笔试中，戴高乐的成绩都是优秀。但其所表露出的“反叛”态度，让“学究们”对他早就“怀恨在心”。在关键的毕业考试上，故意“下绊、使坏”，让其难堪。
更让他愤怒的是，尽管贝当元帅听说此事后进行“干预”，但也只是给了一个“良好”成绩，这意味着他将失去到总参第三局的工作，那可是戴高乐梦寐以求，更好发挥他战术特长的地方。这样的成绩，他只能去做管理后勤的工作。
这是戴高乐自一战中被俘后，人生中的第二次沉重打击。他怀着委屈和愤恨的心情向贝当元帅辞行，贝当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答应设法为其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并愤恨地表示，总有一天要和军事学院的“学究们”算账!
大家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当一个好的想法得不到领导的认可，你会十分的沮丧和无奈;当一篇好的建设性论文遭到周围人的抨击，你会愤怒的据理力争，但又往往无功而返。看来，戴高乐对法国军队的改革之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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