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想必大家都是非常了解的了，不过很多人认知当中的纣王，还是在《封神演义》小说里面的纣王，或者说是民间传说中无恶不作，荒淫残暴的一个君主，就连“纣”这个字，千百年来也只有他一个人是这个称呼，这个字也成了他的特定称号。然而很奇怪的是，纣王在自己的兄弟当中，其实并不是老大，他只是排行老三，在他前面还有两个哥哥，如果按照我国古代的嫡长子继承来看，纣王也是没有太大的可能继承王位的，更何况他是人们口中的暴君，那为什么他的父亲还要把王位传给他?难道也和杨广一样，父亲在世的时候表现的很乖，等到自己继承王位，就本性暴露了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帝辛(约前1105年-前1046年?)，子姓，名受(一作受德)，商朝末代君主，世称“纣”、“商纣王”。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在位时间推定为三十年(前1075年-前1046年)。
帝辛是帝乙少子，继位后，在内营建朝歌、加重赋敛、严格周祭制度、改变用人政策、推行严刑峻法，对外屡次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其种种举措既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矛盾，也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牧野之战，商军被周武王所率诸侯联军击败，帝辛身死，商朝灭亡。
在传统史学叙述中，帝辛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是与夏桀并称“桀纣”的典型暴君，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相关典故有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牝鸡司晨等。后世就此存在争议。
商朝是中国历史继夏朝之后的第二个朝代， 也是中国历史有确切考证的第一个朝代。商朝的国祚长达500余年，共30代君主，最后两代君主是帝乙和帝辛两父子，帝辛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纣王。
帝乙和帝辛不是姓名，而是祭祀时候所用的名字，历代商王都有个祭祀名字。商朝王室姓氏是“子”，而帝乙名字是“羡”，叫“子羡”，帝辛名字是“受”，叫“子受”。至于纣王，是灭掉商朝的周朝给他上的谥号，即“商纣王”。
纣王在后世都是昏庸残暴的代名词，但是都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也许真实的纣王不是这样，是周朝故意抹黑纣王，至少纣王能文能武，才能出众，并非一无是处这点是肯定的。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帝乙有一个王后和一个妃嫔，一共四个儿子，其中长子子启、次子子衍、四子纣王是王后所出，三子子期是妃嫔所出。
尽管帝乙是商朝倒数第二个君主，但帝乙还是有点作为，虽然此时商朝衰落，但是成功抵御周边部落的入侵，且国内政局稳定，商朝百姓安居乐业，而他的几个儿子都继承其父的优良作风，能文能武，才能出众，尤其是长子子启，丝毫不逊色于纣王。
无论如何，帝乙貌似都应该把王位传给长子子启，而不是幼子纣王，但是商朝晚期的一个奇葩规定，导致帝乙一定要传位给纣王。
商朝王位继承法规定，如果后宫女子在做王后前生了儿子，这些儿子都算是庶生，即使幸运做了王后，做王后前生的儿子仍然是庶生，但是做王后期间生了儿子，这些儿子就是嫡生，嫡生比起庶生有绝对王位继承权。
子启、子衍、纣王三兄弟的生母，她没做王后之前生了子启和子衍，而被帝乙封为王后之后才生了纣王，正因如此，纣王就有比两位哥哥更绝对的王位继承权。据说，纣王刚刚出生的时候，帝乙非常高兴，因为他得到了嫡子，立刻就封纣王为王太子。
公元前1076年，帝乙因病去世，纣王以王太子身份继承王位，成为商朝第30代君主，也是末代君主。
纣王在位前期是相当勤政的，在军事上的成就最高，也许是后期有点居功自傲、大兴土木，这才导致自己被周朝灭国，不得不说相当可惜。但是，纣王绝不是后世所说的那样荒淫残暴，后世是时候要为纣王平反了。
《尚书·牧誓》记载了周武王对帝辛的指控，包括听信妇人的话而对祖宗的祭祀不问、轻视并遗弃同祖的兄弟不用而只重用四方重罪逃亡的人、对百姓暴虐无道等。而随着时间推移，文献中记载的纣王的罪行越来越丰富、具体。这些罪行，引起后世部分学者的质疑与反驳。
想象附会说
有观点认为，帝辛的罪行中有很多想象、附会的因素，并且是逐渐累积而成的。
先秦时，子贡已怀疑帝辛的罪行中有一部分是由于他作为失败者而被强加的。孟子尽管批判纣王为“一夫”，但认为帝辛在位时尚有贤人辅佐和善治遗风，因此仍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统治。朱熹注《孟子》，也称帝辛时仍有善政。(见“人物评价”)
宋人罗泌在《路史》中比较了史书中桀纣二君的事迹，认为其中的重合部分存在附会的因素;又梳理各类文献，认为存在增衍、夸大的情况。他最后说：“故凡言桀纣之事者，吾不敢尽信也。”
在近现代，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撰有《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列举纣的罪行，其中出于《尚书》六项，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流传下来的纣恶事实上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有学者根据帝辛时的甲骨文资料，认为“纣时的制作、田猎、征伐、祭祀，莫不整齐严肃”，或许是英明之主，而最终的败亡则可能与争战过度及本人衰老有关。郭沫若也说：“武王克殷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并呼吁道：“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文化差异论
有论者认为，对帝辛的某些罪行可以做不同于传统的理解，例如：所谓帝辛爱酗酒，无非殷人本好酒，而帝辛酒量或许特别大些;所谓听信妇言，亦是人们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本就活跃，不乏武丁时代妇好那样的巾帼英杰。商、周的文化存在差异。后世不仅沿用周政权的说法看待帝辛，而且还沿用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商文化下帝辛的举动，这也成为对帝辛负面评价虚增的原因。
总体可信论
不过，也有学者主张传统史学叙事的基本面并没有错。例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分析《诗经·大雅》中的《荡》这首诗时评论道：“这种出于敌国诗人之口的诗歌，虽然不免有其夸大夫真之处，但结合商来历史来看，似非全系诽谤之词。”还有观点认为，帝辛虽非一无是处，但确实称得上“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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