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谭嗣同，相信大家不会陌生了，这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在清朝光绪年间，谭嗣同与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虽说这场运动前后仅仅持续了100天，但其精神却像黑暗中的一束火花，影响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中国人，促进了社会新思想的觉醒。
在变法失败后，谭嗣同面对抓捕没有逃走，立誓成为中国变法牺牲第一人，用自己的鲜血去唤醒国人。
他那首“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也感染了数代中国人。
就是这么一个可歌可泣的人物，却提出过一些天方夜谭的想法，虽然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想来却难免贻笑大方。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的“卖新疆、西藏于英美”的言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明清时，边疆地区的发展可谓是江河日下。随着丝绸之路的阻塞和海上运输的繁荣，清朝新疆地区交通枢纽的作用不复存在;而西藏也在吐蕃王朝的繁华一现后，再也没有能够崛起。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人口逐渐变少，经济也日益凋零，到了晚清，新疆和西藏都成了清帝国眼里的“不毛之地”。
从帝国的首都，到乌鲁木齐和拉萨的距离，大概都是4000公里左右，即使以近代化以前最快的“八百里加急”的速度来邮寄信件，仍然需要100多天的时间才能送达。中原王朝要实现对这些地区的控制，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从汉代开始，中原王朝都在西域设置治所，力图加强控制。但是对这里掌控一直较为松散，国力强盛时尚能勉强把持，一旦国势衰微，便只能“战略性放弃”了。
在清朝统治阶级的眼里，边疆地区不仅因为贫瘠没有税收，还是个经常惹麻烦的“包袱”。由于多民族聚居，各民族之间矛盾重重、积怨很深，时不时爆发大规模叛乱。早在十七世纪，蒙古的一支准格尔部就攻击了清朝控制的外蒙古。
到了十八世纪，回部新疆伊斯兰教首领杀死清朝官吏，发动叛乱。帝国主义为了瓜分清朝这块“大肥肉”，也在边疆地区掺和进来，暗中使坏。阿古柏、麦克马洪线等，都是列强故意挑唆各种矛盾，企图趁乱捞得好处。
为了化解危机，清政府每每花费巨额军费，动员大量兵力，去边疆平息战乱。国力较强的康乾盛世尚能应付;晚清被打得割地赔款，本身已经入不敷出，再去大手笔经略新藏，明显就有点力不从心。
加之晚清以海军作为国防的第一要务，海军军费占了每年收入的很大部分，所以不得不考虑将边疆防务搁置一边。
正如谭嗣同写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信中所说，新疆、西藏、内蒙古、外蒙古、青海，都是土地广阔却寒冷贫瘠的地方，每年都要花费百万金来戍守，可谓是“吃力不讨好”。
与其辛苦去守卫，还不如卖给俄国和英国，一来补贴财政，二来俄英帮我们镇守边疆，省去了不少麻烦。
持这种观点的，并不止谭嗣同一人，甚至一些朝中重臣，如李鸿章等人，也持有这样的观念。在李鸿章等人看来，头等敌人是近邻虎视眈眈的日本，次等敌人是英法，他们都是海上强国。要守得疆土，必须将钱花在刀口上，那就是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建造威力巨大的海岸炮台。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清朝大建海军，共花费近4000万两白银来打造北洋水师，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仅有8000万两白银。
传统的国家类型，可以分为“大陆型”和“海洋型”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
在“大陆型”国家的治理框架下，以农业为根本，将“土地”视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倾向于保守和防御，注重境内的安定与统一，对陆地上开疆拓土的行为视为丰功伟业。
在“海洋型”国家的认知体系下，海域空间广泛，陆上基地并非不可或缺。他们更加富于进取和冒险精神，将第一个吃螃蟹的，或者发现新大陆者视为英雄。
中国是传统的陆上农耕文明国家，但是在宋以后，一直被“海洋文明”所冲击，也让我们在很多决策的制定上，产生过动摇。
一种原因是遭受到陆上更强大帝国的冲击。如北宋时的辽和金，南宋时期的元，南明时的清，在陆上反击无望后，选择了面向海域发展。
另一种原因是与海上势力直接对话时，被新式装备所震撼，在视觉和心理上都造成阴影。如明朝人遇到的丰臣秀吉的船队，包括后来的倭寇;以及清朝时看到欧洲先进的蒸汽铁甲船等。
“陆地”和“海洋”在政策上会有截然不同的体现，因此两者就是一对矛盾体，产生过很多的争论。但是“陆地政策”一直占据上风，明清时严格的“海禁”、“迁界令”、“锁国”等政策，都是最好的说明，也是近代我们积贫积弱最根本的原因。
谭嗣同接触过西方工业文明，见识过坚船利炮的威力，因此在维新变法措施中，试图效仿欧洲强国的模板，来打造一个军事强大、经济发达、文教兴盛的清帝国。所以他以“海洋文明国家”为变法模板，在政策上不计较数千里外的边疆之地，也是有迹可循。
战略性放弃西北边疆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并且打着“洋务”、“革新”的旗号，看似很有新意，其实是开了历史的倒车。
谭嗣同的这种想法，充分暴露了他政治军事上的幼稚性。他是一介读书人，充满了维新的热情，却不知道政治上的险恶，在没有掌握军事力量的时候，又轻信了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完全依赖着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这种运动要想成功近乎不可能。
而他“卖地”求得西北安宁的想法，也是寄希望于俄英获得领土后，尽心来当你的“戍卫边疆雇佣军”。
正如苏洵在《六国论》中所说的那样，六国之所以败于秦国，不在于军队不善战、兵器不锋利，而在于不停地割让土地给秦国。倘若真如谭嗣同所说的那样“以地贿英美”，他们必然会“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强敌又至矣。”
从军事上来讲，西部边境是国家的门户，起着保护整个国家安全的作用。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西部是高原和山地，东部则是丘陵和平原。
所以，从西向东进攻容易，从东向西进攻则较为困难。可以作为实例的是，魏晋在平定天下时，就制定了先取蜀地，再东下进攻东吴的策略，事实证明非常奏效。元朝也是遵循这样的策略，宁肯付出巨大的牺牲，也要拿下蜀地。
可以想见，倘若新疆、西藏落入强敌之手，那么，华夏疆域将会全部暴露，不假时日，拿下天府之国的巴蜀、繁荣富庶的苏杭都是轻而易举之事，那么京城还能守得住吗?
谭嗣同等人的主张，不但将国家民族置于绝境，也将清朝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以边陲千里土地，也仅仅换来满清最后的苟安，这样的买卖是否划算呢?
然而幸运的是，谭嗣同等人的想法，终于被一个人打破。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首领阿古柏，在英俄的支持下，趁着中国忙于应付各种危机，一举攻占了新疆大片领土。朝野上下几乎都在考虑放弃新疆时，左宗棠站了出来。
他痛陈利弊，指明了西北边陲的重要作用，并且矿产资源丰富，指责“失新疆者必为千古罪人”。最终，他得到慈禧太后的赞赏和认同，并任命他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
1876年，已经69岁的左宗棠带着棺材，抱定必死的决心，踏上了去往新疆的征程。在他的经略下，用时不到两年，便击败了阿古柏，并通过谈判收回了伊利。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1884年，号称“世界第二强国”的法国，看中了孤悬海外的台湾岛，意欲窃为己有。就在清政府商量割地赔款时，刘铭传站了出来，“以赔款为战费”，面对强国毫不畏惧，指挥得当，不仅守住了台湾，还送法军舰队司令孤拔上了西天，着实扬眉吐气了一番。
清朝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最大贡献，就是实现了对边远地区的实际控制，大致守住了帝国的版图。能做到这一点，与当时一批有识之士密不可分，他们抛却了个人荣辱，将生死置之度外，终于力挽狂澜于既倒，完成了一个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为清朝守护了最后的尊严。
也正是这一批人的努力，让国家走向了正确的方向，也让谭嗣同等人，不会因为一时的目光短浅，而背上历史的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