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三国时期的四世三公，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马上就会想到袁绍跟袁术。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何在三国时期会出现四世三公这样的家族?其实四世三公并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那句“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要知道杨修的祖上可是四代官居太尉的，却仍然是无法与袁绍这样的家族抗衡。为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门生故吏不如他们多。
太平年间，治国靠文臣，而每个朝代的文臣最高领袖，所任官职又不一样 ，在三国以前，三公一直是地位最尊崇的三个官职的合称。
这一切的始源还是来自于周朝的太师、太傅、太保，这是最初的三公。
西汉年间，承袭秦制，虽然有三公，但是以丞相为首，西汉的三公就是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
到了东汉，就没有了丞相，虽然有上公之称，但大多是虚职，实际上以太尉、司徒、司空为最高官职，三公下设九卿，分别属于三公管辖，所以又叫三公九卿。
东汉末年，有两个有名的四世三公家族，那就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
袁术、袁绍就出身于汝南袁氏这一个大家族，袁绍的高祖袁安为章帝时期的司徒、曾祖袁敞为安帝时司空、祖父袁汤为桓帝时太尉、其父袁逢为献帝时司空、其叔父袁隗为献帝时司徒，一连四代人，出了五个担任三公的高官，所以袁绍、袁术处处以“四世三公”来称呼自家。
事实上，除了声名远播的汝南袁氏之外，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也是一个四世三公家族，从杨修的高祖杨震到他的父亲杨彪，这一连四代都曾在东汉官居太尉一职，可谓是每一代都能“继承”这一三公之职。试想，如果不是东汉灭亡，以杨修的才能，继承祖业，估计也不是难事。
三公，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国之重器的官职，却被世家大族世代把持，这种畸形的政治现象到底是有何而产生的呢?
东汉官僚选拔，一般来说，有自下而上的察举，和自上而下的征辟两种方式。
察举，又叫选举，是两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以“乡举里选”为依据，常行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等科。
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其中的“举孝廉”，有名的曹操，袁术出仕之时，都是通过举孝廉来踏入官场。
本来，举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孝顺清廉的意思 ，可是事实上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早已经名存实亡，到了东汉末年已经有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可笑局面。
真正的被举荐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自世家大族，东汉顺帝六年，河南尹田歆掌握了察举六名孝廉的名额，可是其中五名早已经被当权的贵族勋戚给内定了，真正的名士入选只有一人，这还远远早于三国时期，就已经这样，到了东汉末年，估计六个名额真正靠实力的一个也没有，全部是靠关系。
征辟制度 ，相对来说，就主要是征辟那些已经有了名望的人，主要分为皇帝征辟和州郡地方征辟两种。
被征辟的士人一般来说，已经有了名声，起点会高于才出仕的那些被举荐的人才，比如袁绍20岁的时候曾任濮阳县长，传出了很大的名声，后来眼见朝廷昏暗，在为母亲服丧3年之后，竟然补了一个为父亲服丧，在家待了6年，就是不想出仕，六年之后，朝廷征辟他，他也拒绝出仕，隐居洛阳。
同样拒绝征辟的人很多，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看不上征辟他的人，有点是另有目的，比如司马懿为了拒绝曹操征辟，不惜装病7年。
诸侯讨董之时，袁绍的真实官职是渤海太守，而渤海郡其实是冀州下辖的一个郡，当时的冀州牧韩馥是袁绍的顶头上司。
讨董失败之后，诸侯混战，袁绍图谋冀州，韩馥本身胆小怕事，加上自己是袁氏门生，害怕汝南袁氏的声望，因此私下让出了冀州牧的官职，这让当时袁绍的声望一时无两，仅仅靠汝南袁氏的声望，不出一兵一卒，就夺得了一州之地。
韩馥的“袁氏门生”，其实就与当时的选官制度有关，荐主与被荐人在政治上发生君臣关系，在私人感情上发生父子关系，被推荐的人如果对荐主不表现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负义，将为士人所不齿。大官们历年荐举士人，形成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这就是“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由来。
不仅胆小懦弱的韩馥是袁氏门生，大名鼎鼎的董卓也曾经是袁氏故吏，熹平年间，董卓被司徒袁隗征为掾吏，后出任并州刺史、河东郡太守，这是其政治生涯上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他对袁氏其实还是比较照顾的，当他掌控朝政之后，很多大事都与太傅袁隗商议，要不是袁绍在外面联盟讨董，他也不至于杀了袁隗与袁基一族。
所谓二元君主观，封建时代，皇帝自然是所有人的君主，加上当时特殊的举荐制度，举主也算是被举荐者的效忠对象，因此有人称之为“二元君主观”。
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后汉书·袁绍传》
三皇五帝时期，天下为公，能者居之，所以有了“禅让制”;夏商周时期，上至国君，下至普通官员，都是世袭制，又叫“世卿世禄制”;秦朝为了横扫八荒，一统六合，建立了军功授爵制度，但是主要适用于战争期间;两汉的察举和征辟，在初期也为帝国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至于之后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在开创初期其实也都是非常先进的，适合当时社会发展。
只不过，最终因为掌权者的私心，选官制度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才让权利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很多有才之士上进无门。
至于提问者所言，锁死了普通百姓的上进渠道，我个人是不认可的，就两汉而言，士人才能被称之为“人”，任何官员选拔也好，政治斗争也好，都是在这个圈子内的，普通百姓，只不过是“草芥”而已，曹老板动不动就屠城，可是也有“唯才是举”的美名。
不说无论什么制度，百姓都没有上进之门，就说那时候的百姓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去当官?文书都看不懂，还不是被那些文书小吏所肆意蒙骗?
所以说，世家大族垄断官场，其实并不是选官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私心作祟，无论什么制度，执行者不能贯彻执行，都是如同虚设。
四世三公只是世家把持朝政的一个缩影，从当权者，也就是皇帝而言，自然是想改变这个局面的，有名无实的汉献帝不说，桓帝、灵帝时期，其实也是有过多次举措，比如两次党锢之祸，比如卖官。
两次党锢之祸，不用多讲，虽然宦官集团看似胜利，士人集团短暂受压，但是却动了士族的利益，因此才有了东汉灭亡之祸。
同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汉灵帝卖官，想想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官员本来就是随便他任免，可是他竟然将官职明码标价，到底是为何?
范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李贤注引《山阳公载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
范书《灵帝纪》：是岁(中平四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
曹操的老爹曹嵩就买了一个太尉的官职，其实这个卖官并不是像有些人臆想的那样，你一个平民百姓，拿出几百万几千万，就可以去买一个官。
它首先还是得走流程，也就是选官，选上了官职，再去交钱，才能上任，这才是卖官的真相，他的对象本来就是那些世家大族的候选官员。
而灵帝卖官为了啥，从一个将钱存入“西园”，可以联想到西园八校尉，那是汉灵帝组建的一支军队，用以分薄大将军何进的兵权的。
而何进身为外戚之首，又是士族所拥护，用来跟宦官打擂台的。
可想而知，无论是卖官也好，党锢也罢，其实都是皇帝早已意识到了士族集团的做大，不甘于朝堂被他们垄断，所做的最后抗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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