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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员为什么很穷?京官穷到早晚只能吃馒头

时间:2019-01-02 13:44:20 作者:历史大波澜 来源:本站整理

古代科举普及以后,读书就成了古人能够改变人生的一条新出路。对于贫寒子弟来说,当官不仅能获得权利和财富,更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不过到了清朝,官员的待遇就没那么乐观了,有些小官员非常清贫,甚至每天只能吃馒头度日,生活十分困苦。为什么清朝的官员会这么穷呢?这也跟当时清朝推行的薪俸机制有关,国库收入非常吃紧,官员自然也是过不上好日子。

清朝官员为什么很穷?京官穷到早晚只能吃馒头

康熙八年(1669)监察御史赵璟上疏康熙大谈京官工资待遇太低,并抱怨这点工资连温饱都维持不了,但没有被康熙采纳,原因是国库没钱。

雍正继位后,采取了耗羡归公,并改革了薪俸机制,增加养廉银,却基本针对地方总督等高级官员。与外官相比,京官工资收入虽然在雍正三年有所提高,在总体上却未能得到明显改善。如六部堂官给“恩俸 但是凡部院衙门中的额外官员,以及候补官员都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如此对比便可看出,京官的名义收入根本与外官无法相比,一个七品的县令收入在1000两以上,而同级的京官不足100两,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也未得到有效改变。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做京官时,常常是揭不开锅“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李慈铭日记》

清朝官员为什么很穷?京官穷到早晚只能吃馒头

李慈铭的情况在当时具有普遍性,甚至因为穷困导致一些京官因为长期吃不饱造成营养不良,而“人有菜色”。许多京官之穷成了许多人调侃嘲弄的对象,当时就有四句打油诗对此进行调侃:“轿破帘帷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

虽然穷困,但是最要命的是作为翰林京官却宁可饿死,也要摆出排场。出行要坐轿子,家里要有奴役,而迎来往送更是不能少,但是随着日渐开销不起,求借无门时,就只能进行逐渐裁撤,当时有一首诗很生动的记录这样的场景:“先载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不光如此,

京官还要维持与身份相当的各种交游,听戏、宴饮等等,有学者粗略统计,京官工资月薪折合人民币,也就在2000多元钱,这对于巨大开支简直杯水车薪,微不足道。《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

清朝官员为什么很穷?京官穷到早晚只能吃馒头

京官李锡彬是河北人,因结交外官很少,为此经常发牢骚诉苦说:“我家平常不做饭,上下四口人,早上花一钱买开水,早晚两餐四人吃馒头四斤,加上点葱酱小菜。”可以想见京官之穷困状况。

既然这么穷困,那么靠什么维持正常的京官生活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借钱,二是眼巴巴的盼望外官来送各种“敬”,为此不得不结交各地官员,希望能施舍一点赞助。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京官到处打听地方官进京消息,一旦确认,马上奔走相告,趋之若鹜,有人说这是“百余年来成为故事”。

清代笔记《平圃遗稿》记载:京官去剧院,习以为常,如果不去参与,不回请,今后就不在被列入到阵营,长时间没了这个圈子,不按照这个官场规则“把戏”,那么这辈子也别想再当官翻身,这些社交在当时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投入”。

清朝官员为什么很穷?京官穷到早晚只能吃馒头

有趣的是,中兴名臣曾国藩恰恰也是从穷京官开始的,作为湖南大山走出来的青年,一路向北,典型的“北漂”,在做了京官后,常常为了缺钱发愁,甚至因为穷,被手下人炒了鱿鱼,气的曾国藩作诗对此怒则一番却无可奈何。

道光二十一年,新来乍到北京的年底,曾国藩在湖南老家到处“化缘”的钱基本花光,不得不借了50两银子才勉强过年,此后借债逐渐达到1000多两,长期的经济压力下,甚至在做梦时,让曾国藩都梦到别人得钱的羡慕:“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随后不得不自己检讨这种“好利之心”。《曾国藩日记》

清朝官员为什么很穷?京官穷到早晚只能吃馒头

因为缺钱,远在北京的曾国藩想回老家探亲因为没有路费而不得不作罢:“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

“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一则京中欠债将近一千两,归家路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此时曾国藩已经跃升为清朝的副省级官员,却因没有路费回不了家,这实在令人感到歔欷。

与李慈铭和刘光第相比,京官曾国藩还不算最惨,晚清最穷最惨的京官就要属刘光第。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京城的房子都住不起,不得已在北京的“五环”郊外盖了一个破房子,用篱笆围起来,家里请不起老师,他就自己教,如果来了客人,只能零卖一点白酒,煮芋麦招待客人。刘光第本人整整十年买不起一套衣服,“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其妻子和孩子们穿着破烂,跟沿街的叫花子没什么区别,刘光第甚至每天要步行十公里去上班,可谓京官中穷到了极致的一个。

清朝官员为什么很穷?京官穷到早晚只能吃馒头

这些虽然只是表面,却能在根本上找出一些原因。

时光回溯到乾隆年代,一直以盛世自居的乾隆一朝,京官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宏谋由于为官廉洁,不贪不占,家里缺钱时候,需要把朝廷所赐的人参拿出去卖补贴家用。从薪俸角度来看,乾隆时期到清朝末期,薪俸制度大体相当,但是物价水平却不断攀升。清代自乾隆元年以来,到光绪十年左右一个时期中,白银的购买力大约低了三倍左右,在银价上涨的情况下,以银为主要货币手段的京官们又再次受到这种冲击,可谓低薪下的雪上加霜。

造成清代进一步腐败问题是,一旦穷京官一旦遇到机会外放地方官或者主考官,马上咸鱼翻身,甚至变本加厉进行贪污搜刮,以报此前的“穷仇”。为了进一步保住官位,而上下勾连,只求做官发财。素有三朝元老的曹振镛把这种做官套路发挥到了极致。

《清室外纪》记录了一段生动的曹振镛心得体会:“你要想当官,第一要有内援,贿赂之费,尤其不能小气。态度要极圆滑,遇到事情不可承担责任。凡是均需认真,不可有立功之心,亦不可自以为忠。遇到困难,则取巧规避,最要者,为模棱二字,切勿妄发议论……”很大程度上,以曹振镛这样不作为的三朝宰相,代表了清代官员的整体官场作风,在历史大格局下,也让更多人围绕着制度性建设进行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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